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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落泪,奸人横行,国运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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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雄落泪,奸人横行,国运当如何? 于 周一 一月 28, 2013 1:32 am

英雄落泪,奸人横行,国运当如何?
来源: 作者博客 | 作者:孙锡良 | 点击:12676 | 共19条评论| 时间:2013年1月27日 10:28

国人自省——货币、外交、政治与战争

孙锡良




  凡稍有智识之人,都该明白一个道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一国一物走向消亡,内因总占主要作用,外因终归是次要原因。我们知道:历史向来都为文人所写,现实也多常因文人所乱。近两年来,国家四面频临骚扰,不料民族内部又遇兄弟阋墙之祸,接踵而起,交相煎逼,何等痛心!?英雄落泪,必是奸人贼盗横行之故,国运如何?我辈当思!

  若对以平等心态待我的国家冷眼相待,反倒对以奴役思想待我、以威逼利诱待我的国家逞巴结之态,是何等的亡国心理啊?国家诚心做反省进取行动,而文人精英却不停地游走于欧美主子各国,其脱国求荣之丑态不能不令人恶心。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都有中国媚洋精英的集会小组,他们想干什么、在干什么?天下莫不知晓。

  国家矛盾和国内矛盾自古有之,欧美亦不例外,倘站在民族一体的立场发些牢骚未尝不可。然而,有些人总喜欢把家国割裂论事,先国后家或先家后国都不是辩证思维,互为一体方是现代理性思维。爱家与爱国何必分先后?富国与富家岂可简单割裂?有人故意要割裂,必有其特殊目的。“民富才能国富”的口号看起来很诱人,然而,多数人并不明白另一个道理:近几十年来,富起来的人并不想别人也富起来,而只是想自己更富起来,他们呼唤政策的着力点决非全民,而是为私利松绑,为私营减税,他们的积累决非为国家积累,而是为争当一个体面的“外国人”做着扎实的物质准备。

  国民*党在建党二十年之后便变成了“发财党”,后面又演变成“升官党”,共产*党最终会不会走上同样道路?我看关键还是取决于党人的思想会不会进步,取决于党国的引导能不能立正。纠错的同时,必须还要配以法律的威严,万不能以讨好部分精英的心态刻薄守法公民之权益。现今的中国,不少达人读的是经、史、技、法,念的是诗、书、礼、乐,行动上却全然没有国家整体上的意识,能凭些良心做事已属万幸,卖国求荣比抗战年代并无过多改善。

  我总认为:天下无不能学之事,亦无不可化之人。在新一次世界战争来临之前,在新一次国难来临之前,咱们做些开蒙脱俗的工作不属多余,党国绝不可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变成神秘莫测之事,更不可把穷人、俗人、民间人当作不可教化之人,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解释透,真正立起我们这个国家的恰恰是精英眼中的“愚民百姓”,真有些风吹草动,那些高喊口号的权贵们跑得比谁都快,信他们是信不得的。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货币、外交、政治和战争几个问题确属要对人民说清楚。这几个东西看起来很深奥,按贵人常理是不必由政府一一解释的,因为少数主导者认为这些范畴的东西有精英设计也就够了。其实不然,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有高深学问,把官学语言变成民间语言也就成了人民的小事,莫小看大众的理解力。

  比如说货币问题。大可不必从贝壳时代讲到美元时代,货币演进的过程对普通人是没有用的,把货币之于国家内外的影响讲清楚就可以了。

  货币之于国内是什么呢?对消费者来讲,人民币纸币就是货币,虽然纸币不等同于货币,但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用于流通和支付。就政府而言,你得告诉老百姓:多少货币出现在流通市场是合理的?多了会怎么样?少了会怎么样?国家为什么要印那么多纸币?物价的变化、生活的改变跟这有何关系?特殊情况下的物价现象是如何造成的?除此之外,我看再多的内容就不必讲了,你硬要把货币决策过程中复杂的微观事项搬出来糊弄人就属多余。

  从国际形势讲,当前有一个词很流行——货币战争。不少人以为这是个新鲜词汇,认为这是对世界货币市场的一种新型定位。其实不然,货币战争早已有之,只是普通人不知道而已。如果要撇开历史过程简单一点讲,可以理解为:黄金本位一退出,世界的货币战争就已经开始启动。

  在上个世纪,金本位离位,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1930时代,英日等国纷纷采取禁止现金出口政策,人为贬低本国货币对外汇价,禁止金出口,美国自己也不得不禁止金出口,购买黄金白银,以回击英日法的政策,各国采取的通货膨政策使贸易战尖锐复杂,实质上,这就是货币之战的早期雏形。当时的中国,很多著述中也明确提到“货币战”这三个字,今天提到的“货币战争”只是历史的延续。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金融资本主义相互倾扎不是今日新事,早已经演得很剧烈,只不过现在演得更加娴熟而不易察觉。

  2009年,当黄金还处于当时的高位时,我就在《热战时代》一书中建议中国大量购入黄金及贵资源,当然,这不过是废话,没有人听得进去,今天的价位已经快接近当时的两倍。不加大购买量倒也罢了,不敢去挑战美元体系就不可理解?有人辩论说:咱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挑战美元体系。我又得再次告诉诸位:这将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人民币能国际化吗?能,但走不了几步。有一个判断人民币前途的指标是什么呢?是三大国际经济组织(WTO、IMF、WBG),这三大组织不破裂重组,美元体系就不可挑战,货币战争就没有结束,当然,中国肯定就没有获利的可能。

  我对货币战争的基本战略定位是:货币战争的焦点不是货币本身,而是世界规则,中国必须破坏现有规则。

  再说说国人忧郁不解的外交。通常来讲,外交的后盾,一则是民气,一则是军备,一则是经济。一个国家,若对民众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操作钳制、颠倒是非,对军队纵容荒淫、挥霍无度,对外交认贼作父、妥协委屈,势必将国事国人断送殆尽!弱国外交,必以国民为后盾,过去外交之失误,皆因官僚外交所致,国民外交才是最有力外交。如果中国不拥有好的官方外交家,就只能依赖民间外交家,一个好的外交家,至少可以抵得上一堵城墙和一支军。外交斗争是智慧斗争,最大的智慧无疑在民间,利用民智并竭尽其能,是监督并避免官僚外交失误祸国的重要保证。

  外交战是经济战和武力战当中的一个过程,是世界各国“三位一体”战略的共性,外交战服务于经济战,当这一招失灵的时候,也便有了武力战。美欧民主国家口头上少不了尊重世界的普适价值,背地里却煽动着世界各国的不同异见者制造事端,明道上还煽动各国的民族地区用极端方式闹分裂,然后习惯以“外交干预”掀起国家对抗。对于这些洋人的非法之举,中国外交上大可不必讨他人欢心,更不可委屈求全,跟强盗讲法理原则从来都是与虎谋皮。

  英国人在二战之前满嘴里讲民族自决,当有人问他:印度人为什么不可以自决?英国人说:印度人太黑,不能讲自决,自决只能对西藏而言。日本人在二战之前也满嘴讲自决,有人问他:高丽人为什么不能自决。它回答说:我们不讲那个,我们讲的自决只指中国东三省和外蒙古。外蒙古之所以至今仍受日本影响极深,原因在于其王公贵族过去习惯于请日本人当家庭教师,这些所谓的教师实际上是日本天皇的鹰犬,目的是对外蒙古人进行奴化教育。

  1935年左右的中国情状是:表面上与世界各国都保持亲善关系,事实上,却同任何国家也没有较密切的关系,只知道摇尾乞怜,因循苟且,以至徘徊观望,坐失良机,只知道用高昂代价聘请各国顾问和专家,以为这样便可保持与列强的亲密关系,结果不过是引狼入室,中国的任何秘密都为外人所洞悉。

  再反观今日中国面貌,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不敢乱下结论,但至少可以提醒国家和国人警醒,不可再次踏入同一条河,外交战若再次失陷,意味着国家环境也有再次被困的风险,外交上的困难愈深,国内一切反应必先是愈加暴烈,接着便是死一样的沉寂,抵货、备战云云,俱如烟云渐渐幻灭,这是大国危机的先兆。

  谈了外交,必要简述一下国内政治。

  这些年,我们习惯于谈世界经济危机,很少谈中国经济危机,好象中国是世外桃园,抑或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呢?我看不然。说中国没有危机,一则是因为中国人民不知道如何定位危机,二则是中国人民最能忍耐危机。中国人判定危机的底线是能生存,不发生社会动乱,满足了这两条,就没有人认定中国处于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即便有了危机,中国人也能忍受至生命的极限。

  我认定中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也决非信口开河,最直接的指标是政治思想上的动荡与不安,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政治是经济的延长体,经济若没有出大问题,政治就不可能出现严重的不适应,这种简单道理量不至于要浪费过多笔墨。危机的事实是不可否认,至于其严重程度,估计还要等五至十年才能得出结论,本人以为,绝对不比西方为轻。

  中国的政治纷争又到底是个什么纷争呢?真只是体制问题?我看不然。政治斗争的路线之争归根结底仍然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有些人不愿意、不敢再谈阶级斗争,但你讳言,并不意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我对中国政治斗争的现实看法是:资产阶级再革命与无产阶级再革命的争夺战。过去一百年,中国的两种革命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都是半途夭折,当两个阶级的矛盾再度触发引线时,“再革命”的冲动和设想不可避免的要萌芽生长。现阶段,双方都设想用“柔性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除非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当前,所谓的宪政之争都只是表相和工具,大家都拿起“宪政”这个工具,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决非各方利益的交集所在。中国的宪政之争主要包含三大成分:一是资本主义宪政的中国化(资产阶级革命者所想);二是纯社会主义宪政的再改造(无产阶级革命者所想);三是特色宪政的再深化(体制内的改良者所想)。

  虽然大家举的都是宪政牌,核心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各说各话”的政治纷争状态是最为危险的状态,也是各类政治投机者适合操弄的最佳状态,控制不好,各类纷乱将因此而起,国人不可不高度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组合各种思想,尽快达成政治共识已成当务之急,试图用“民生”和“反腐”的成果来简单弥合政治分歧恐怕是缘木求鱼,中国到底应当选择哪一条,已经不能由少数人搞“顶层设计”并鲁莽操作,而是必须交给全国人民讨论以求最大共识。

  最后,不妨谈谈战争与中国的备战思维。

  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体。帝国主义在面临经济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各种矛盾就愈发尖锐,要避免国家破产的最好办法就是侵略别人,自古至今都是这个理,大战没爆发,证明危机还没有到达顶点,一旦爆发,再作思量也就晚了。

  在二战前夕,中国经济是处于完全崩溃的地步,帝国主义也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欺负我中华民国,一步步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经济上被列强瓜分成为领土被列强瓜分的前奏。日本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决不是一日之功,东三省的沦陷也不是一朝所失,敌人不让我们准备,我们就不准备,那灭亡还有第二条选择吗?3500万人口的东三省丢失之后,当时的党国可以做到不抵不抗,那整个大中国被分不也很正常吗?

  鉴古通今,现实的中国有没有类同的讯号?如果有,多大程度上已被控制?是怎么被控制的?是不是要立即改弦易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经济独立自主不足的问题?经济备战是不是要更早于武力备战?光靠民间抵货当然不足以筑牢国家的经济基础,唯有战略上砌好堡垒才能有可靠保障。如果仅存的少数国企再被私分,接下来就是内外勾结的“合资”,再接着就是被跨国集团从资本和技术两方面进行控制。帝国主义要把你中国变成火药桶,必定要在之前在你身上绑足炸药,时机一到,就只需要引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企业和中国人才都是战争中的火药。他们的目标就是把你的抵抗力消蚀掉,就是把你的意志毁灭掉,就是把你的阵营破坏掉。

  经济备战之外,当然还必要有武力备战。

  “准备战争”的口号已经有了,但比这个口号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准备有没有扎实地做下去?大战会不会马上到来,谁也不能准确预料。但中国必须明白:在大战到来之前,我们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不能等待列强中的某一强倒向我们。如果等到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还在“准备”的口号中,那再送同胞上战场,无疑是让肉身去当炮灰。依赖性是那些长期做附庸民族的本性,中国断不可有类似“混吃等死”的寄生思想。

  谈到备战,就不能不谈到军队。军队要什么气?朝气即早晨气象,暮气即傍晚气象,即晦气。“朝气锐,午气惰,暮气归”,军队需要的是朝气,决不能有暮气。你们背上扛的那杠枪是老百姓出钱买的,量不可用来打老百姓,也不可拿来换酒色鱼肉,要对得起百姓,就它来打侵略咱国家的洋鬼子们。扛着这杆枪不是用来摆姿态的,更不是用来做装饰的,须保证战时能打得好、打得准、打得赢。军队若无朝气、志气和勇气,备战就没有从口号上升为精神及行动。

  七十年前,国民*党的口号也曾喊到:中华民族正处复兴与灭亡的关键时刻。然而,当时的日本外务省却发表言论说:世界上哪有象中国这样的贱骨头民族,我们不认识中国人。日本为什么当我们是贱人?因为,它把咱东三省占了,你连个响屁都不敢放,那它还不把你当娼妓看待啊?今日中国,倘再有此情此景,必令国人触目生悲。前些年的外交亲善和经济提携,丝毫都未曾让美、日、欧感心入怀,换回来的只有更沉重的拳头,国人真是伤心倍至。

  各路同胞们!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我们无须总以和颜悦色的面孔对待世界,不必今日忧亲善不周,明日忧奉之不敬,对侵略者讲不言仇、事亲善,自然等于受躏辱之后找慰籍。甘心亲善忍含垢之辱,除非有“重大隐情”,否则,殊不可接受。当敌人战略已定时,任何苦心都难达目的,惟一的结果只能是上当受骗,使国难更加深重,使国运更加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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