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 革命当立
——简论社会主义人民革命
作者：轩 岩（二零一二年五月）原载于《红旗网》
只要不被假象迷惑，人们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今日之中国，官权横行，资本肆虐，有产者穷奢极欲，无产者痛苦求生，贫富分化已经至极至危，两仇相立，冲突频发，并且逐日升级，呈现常态化，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举国上下金钱障目，贪腐盛行，商女醉欢，难辨荣辱尊耻，致使国民精神麻木颓萎，呈蝼蚁觅食苟生之态。更为可悲的是，政府重利轻义，患上了严重的经济肥胖症，在主权问题上竟贯施搁置争议之策，骨软言卑，割肉饲虎，以结外欢，极大地伤害了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尽管中国已病入膏肓，深陷内忧外患而难以自拔，但庙堂内却每天仍在歌舞升平，自娱自乐。
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美好期待破灭了，闻改色变，不知所归，民心思叛。私有化改革的恶果已向世人宣告：改革已死，革命当立。
这里所说的改革，就是上演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闹剧。这里所说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发生革命的原因，就根植在资本主义复辟所导致的社会阶级矛盾之中。
自假共*产*党执政中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阶级斗争较之三十年前规模和范围更大，内容更深刻，表现形式更复杂，斗争更激烈，孕育了发生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并决定了社会主义人民革命与以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之处。
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主动向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残余发起的进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始终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则是在官僚专制条件下，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和新产生的剥削阶级占据着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动而疯狂地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复辟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处在被支配的次要位置上被迫进行的反剥削反压迫的人民革命。
历史条件的这一改变，使社会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变成了官僚专制条件下的人民革命。革命的具体对象、任务和展现方式，都将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形态，从而产生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目前已在持续酝酿之中，并且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进入干部组织准备阶段。
资本主义复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并没有扑灭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反而再次点燃燎原之火，为更加彻底的革命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条件，注定了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运动的发源地，而且必将成为第一个爆发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国家。
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从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运动必须依据的客观条件之中，去寻找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现实可行的道路。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性转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十几年便产生了质变，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修正主义官僚集团从过去的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转变成了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实体。
1949年之前的中国革命，原本是人民为摆脱苦难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要求，代表人民意愿并依靠人民力量创建了新中国，起到了加快革命进程的伟大作用。但共*产*党内的很多革命者，头脑中封建官本位意识十分顽固，不懂得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是在为人民打天下。因此，他们在革命胜利后理所当然地把人民的天下看成是党的天下，错把自己摆到救世主的位置上，心安理得地做起了人民的主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转化为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他们背离共*产*党的宗旨，崇尚官贵民贱，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开始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欺压人民。
官僚主义者同那些仍旧站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思想文化精英们走到了一起，构成了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受到无产阶级***的批判和冲击，又演变为以官僚势力为主体的反文革的政治势力。
毛主席溘然辞世后，反文革的官僚势力突然发难，制造了中共组织原则绝不容许的党内“宫廷政变”，并且开了自中共建党以来首次用国家司法方式解决党内斗争的先河。
官僚势力受其落后本质的局限，无法拿出新的理论来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只能把破坏***的罪名强加在政治对手身上，愚蠢地解释政变的合法性。
首先出来填补这种理论空虚的是那些自誉为理性化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他们在狭小的群体视野内用浅浮的“人性伤痕”控诉工农大众的民主权力，煞有介事地充当官僚政变的辩护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而来的私有化却制造了全国6000万下岗工人的生存困境，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摧残人性的富士康十三连跳和血汗工厂任意践踏人权的资本剥削，上演了被遗弃在偏远乡村5800万留守儿童期盼亲情的人性悲剧。在这些资本掠夺造成的无数罪恶面前，曾让他们耿耿于怀的那些伤痕体验便成了不足挂齿的无病呻吟。现在，他们又把人性丢到一边，干脆用用最野蛮的弱肉强食的资本法则，振振有词地为资本罪恶辩护了。
官僚势力从一开始就对这种“人性”理念所提供的政治辩护不屑一顾，他们急于找到一种更系统的思想来排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以便摆脱由于理论贫困而不能自圆其说的窘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选择了修正主义，投进党内修正主义政客的怀抱，把正在韬光养晦中自保的邓小平请出来举旗领军。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施展老辣的政客手段，开始实施窃国复辟的政治抱负。首先，他让马前卒胡耀邦等人精心策划了所谓“检验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在实践过程尚未完结，还没有完整检验出结论的真理性的时候，把故意抽取的某个局部现象设置成反论，掩盖实践的完整意义。策划所谓真理标准讨论的真实用意，是把文革中“官不聊生”的现象抽取出来，设置成“一场浩劫”的反论，掩盖文革以民制官的实践意义，为彻底否定文革做好舆论铺垫。时至今日，完整的实践过程恰恰证明，否定文革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检验出了文革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其二是反手一掌把左右摇摆的华国锋掀翻落马，清除了窃取最高权力的障碍。其三是用“落实政策”的奶酪来救赎文革中被打垮的各级官僚队伍，笼络知识分子充当同盟军，迅速恢复了官僚统治秩序。
在做好以上思想舆论、权力更迭和组织准备后，他便无所顾忌地彻底翻案，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抛出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邓小平理论，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官僚队伍，让中国共*产*党全面执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
他背叛了自1921年以来中国革命的根本宗旨，背叛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背叛了社会主义，把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不再革命的执政党。他要让社会主义中国回头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告诉人们这是在寻找另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他打开了阿拉伯漂流瓶，把魔鬼释放出来，像推行新思维改革的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联共*产*党一样，成为最终葬送中国共*产*党、背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的叛徒。
官僚势力从修正主义那里找到了统治中国的理论依据，修正主义政客们则在官僚势力哪里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构成了修正主义官僚集团。他们各取所需，沆瀣一气，共同凌驾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之上，在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小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潮最初的政治反叛和人民群众反对官僚***的斗争之后，开始自上而下地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权力私有化改造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改造，推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闹剧，正式开场了。
在这个疯狂的改造过程中，官僚势力急剧膨胀，不再惧怕枪毙刘青山枪声，不再把人民利益和宪法党纪放在眼里，官权独大和肆意贪腐成了通行无阻的从政信条，使分散的个人欲望汇聚在一起，很快变成了统一的集团意志。
这个在法理上并不拥有人民资产的官僚集团，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管理权力，变国营为国有，用名义上的国家所有掩盖了事实上的官僚所有，强行与主人置换身份，把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
他们上演了一场鸠占鹊巢的惊天骗术，过去的管家摇身变成了主人，全民资产变成了官僚资本及其家族财产。这一窃取人民财富的规模旷世未闻，其无耻程度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所有肮脏勾当。到目前为止，社会财富仍在被大肆掠夺，转化为官僚家族的私有财产。
官僚集团借此拥有了真实的资本。没有人能改变资本贪婪的本性，他们一旦拥有了资本，便注定要被资本驾驭，具备了资本的一切属性，从而由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转变成货真价实的官僚资产阶级。
新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和判断依据。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官僚体制虽然获得了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土壤，但他们还必须依赖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土壤才能存活下去。因此，破坏原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便成为他们和修正主义政客们一拍即合的共同愿望。
他们用国家权力强制解散人民公社，消灭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定法律让土地“流转”到新农场主手中；他们不仅把大型央企转变为官僚资本，还出台各种经济政策强迫地方中小型国营企业断奶，给集体企业放血，逼迫其破产倒闭，再用所谓“管理层收购”贱卖或奉送给新资本家；他们以改革开放之名，行私有化运动之实，大张旗鼓地全面推行和发展城乡私有经济，让隐藏在人心阴暗角落里的自私贪欲在阳光下自由泛滥，用拜金主义取代了过去的高尚理想和信念。那些用权力攫取金钱的人，那些用金钱量度精神价值的人，以及把占有金钱当作人生最高追求的人，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哄抢社会财富，得到了沾满资本污垢的第一桶金。大量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极少数个人手中，身价亿万的新资本家和拥有万顷良田的新农场主把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远远抛在了身后，成为新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是修正主义政客和官僚资产阶级疯狂打造出来的时代，是一个他们需要私有制就建立私有制、没有资本家就制造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就培植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上层精英们联合起来疯狂掠夺劳动人民的时代。
到目前为止，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已经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改造，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因之而名存实亡。整个中国，从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从立法行政到科研教育，从文化艺术到公共传媒，从医疗卫生到社会公共福利，各种重要领域的社会关系，无不遵从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法则，屈从资本的意志和役使。
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资源、环境、民族利益、精神意识、社会风尚、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都为资产阶级的重新崛起付出了惨重代价。贪官污吏，富豪奸商，黄赌毒匪，汉奸黑帮，泛滥成灾；结党营私之流，数典忘祖之辈，卖国求荣之徒，登堂入室；妓女、二奶、诈骗、抢劫、毒牛奶、地沟油、物价飞涨、拐卖妇女儿童等等，乱象丛生。那些在新中国早已绝迹的旧中国的丑恶现象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又给今天的中国增添了更多惨重的创伤。
社会主义大公无私、善良诚信的社会公德，现在被统统淹没在金钱利益的冰水之中。往日真诚的助贫救残和见义勇为，也因倍受诟病而从天经地义的普通行为变成了弥足珍贵的义举。雷锋精神则被演绎成没有阶级内核的普世博爱，淡化为宗教徒虔诚的灵魂***。资本家慷慨的各种公益捐助所展示出来的社会良心，除了别有用心的作秀外，即使是对弱势群体最真诚的忏悔和同情，也不过是聂赫留多夫式的良心发现。尽管如此，仍然难以被私有化观念认可，往往要品尝备受攻谗的尴尬。
当人们对资本罪恶提出质疑和反思时，市场理论精英们便四处布道，告诉人们贪婪是资本的天性，因此资本主义并不可耻。这就如同说盗窃是贼的天性，因此盗窃是合理的一样恬不知耻，愚蠢可笑。依照这种逻辑炮制的价值观和各种经济理论，让资本理直气壮地横行无阻，让弱肉强食去吞噬公平正义，让道德堕落去淹没高尚和良知，让落后和野蛮去嘲笑进步和文明，让堕落为动物本能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来毒化整个社会。
除此之外，更具根本性质的变化，是宪法所赋予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被“置换身份”，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新雇农和地位卑微的农民工。是数千万劳动妇女沦为资产阶级和黑恶官员的泄欲工具，失去人的尊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被颠覆，劳动人民再次受到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甚至连劳动和休息的权力都要受到最野蛮的肆意践踏。中国社会由此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快速剧烈的两极分化，再次分化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大敌对的阶级阵营。
毫无疑问，寄生在社会主义宿主体内的中国资本主义怪胎已经发育成形，社会主义从经济实体到精神道德已被蛀空，只不过仍旧保留着一具宪法规定的政治外壳而已。
修正主义官僚集团违宪改色，孕育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劳动人民推翻了旧三座大山的压迫，又被压在新三座大山下面，新中国又退回到了旧中国，先烈们抛洒的鲜血因之而付之东流。与旧中国不尽相同的是，包裹在社会主义外壳里的资本主义是个畸形的怪胎，是个把修正主义欺骗、官权专制***、以及资本剥削溶合为一体的混合物。这个中国特色的混合物，只能建立在资本剥削的基础上才能存活。
概言之，中国已经形成了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经济关系，资本剥削成为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性质完成了历史性转变，变为畸形发育中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买办势力，又使这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依赖国际资本的附庸性。
中国社会完成了向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转化之后，就再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矛盾，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改变现有社会秩序的新的社会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也在从外部不断加深中国的经济危机，激化国内的阶级冲突，为新的社会革命提供着依据和动力，孕育着爆发革命的必要条件。
现有的各种解决社会危机和冲突的变革主张，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和色彩。然而，能够推动中国前进而非后退的社会变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人民革命除了具有不同于其他非无产阶级的社会变革的性质外，还会依照自身的内容和形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种特殊性是以当前各个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政治集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为依据的。
二、当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形成的阶级集团主要有官僚资产阶级、城乡民营资产阶级、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以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除此之外，还有国外垄断资本的在华势力。
1、官僚资产阶级
那些凭借党政职务无需人民同意即可任意支配社会财富，从中获取资本性和家族财富的官员，在权钱交易中组合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中国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
前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这里主要是说明他们目前的现实际况。
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人数不足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其可支配的官僚资本和家族财富却占全民资产的80%以上。规模庞大拥有优质资产的金融业、石油业、电信业、钢铁业、制造业、粮油业、军工业和航海、航空、铁路、矿山等中央企业，以及决定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关键领域，几乎都被上层官僚的子女、亲属、亲信和忠实走卒所掌控，并通过各种渠道转化成他们的家族财产。这些由国有资产构成的资本，由于处置权和支配权统统掌握在官僚集团手里，从而确立了资本的实际所有权，满足了判断资本性质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确定，国有资产无疑属于官僚资本。
官僚资产阶级依托官僚体制高度组织在一起，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官僚统治集团最直接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官僚统治集团代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很多官员，为一己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迎合西方新经济殖民主义掠夺中国的需要，成为官僚买办势力。这便是中国盛产汉奸的阶级根源。
官僚资产阶级占据着市场高端垄断地位，同民营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既有官、商、黑勾结，欺压人民、利益共沾的一面，又有争夺经济利益的矛盾。官权往往像高高在上的封建衙门那样，迫使民营资产阶级向其供奉部分经济利益。
对于咄咄逼人的官权压迫，民营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停止过用西方选票民主号召民众，聚集政治力量，进行反垄断、反专制、反权贵的抗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直接挑战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国际垄断资本处心积虑地分裂和绞杀中国所造成的危局，以及来自人民群众反对两极分化、反对***和专制压迫的斗争，都在挑战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的稳定性。
为摆脱这种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官僚统治集团不得不高调宣布“五不搞”，标明了民营资产阶级不能触犯的政治底线，同时做出让步，以默认非公三十六条作为交换条件，缓和同民营资本的矛盾。不得不改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方式，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元控制，以便能以较强硬的态度对付外国势力的分裂活动。不得不把维持社会稳定、严防突发事件、不折腾等执政方针放到压倒一切的重要位置上，极力保护即成的官僚统治秩序。不得不在分配关系上适当调整给予劳动人民的生活资料份额，采取一些迎合民意、注重民生的改良措施，避免引发大规模剧烈的阶级冲突。
官僚资产阶级同民营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不管怎样激烈，都是由资产阶级内部利益不均衡造成的，通常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除非突破对方的政治或经济底线，才会互相痛下杀手。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在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维护剥削阶级共同利益方面，则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因此，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存在主次之分。在一定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便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
不管是当前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民营资产阶级主张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或是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企图依靠外国垄断资本建立的附庸资本主义社会，无一例外都是残酷剥夺劳动人民的私有制社会，都将在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烈火中化为灰烬。社会主义人民革命敲响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丧钟。
2、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在华势力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最大利益，是垄断全球经济，把全世界都纳入其经济殖民帝国统治之下。美国极力奉行的一切霸权图谋和行径，皆源于这种新殖民主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签署的入世条款，如同签署了新世纪的《二十一条》，对外国资本洞开国门，到处接轨，积极融入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热衷于开门揖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国内阶级斗争格局的变化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对华战略密切相关，关系重大。
毛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曾使红色中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霸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当今迅速崛起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又不可避免地要同衰败中的国际垄断资本分享世界经济市场份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西方世界已经把主战场从过去联合起来攻打红色意识形态堡垒，转移到了让中国经济附庸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努力上。面对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中国新兴资本苦苦寻求发展之路，不遗余力花费十五年时间才加入世贸组织，乞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纳中国这个新成员，允许这个韬光养晦的小兄弟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参与国际市场的利益角逐。
为此，中国接受了国际资本贸易的游戏规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信守承诺、承担大国责任，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为外资充当买办，出卖民族尊严和大量经济主权利益，甚至自套绞索来讨好国际垄断资本，换取中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成员地位。
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得到的却是美国和欧洲垄断资本对中国经济、文化、金融、能源、科技以及粮食等要害领域更大规模的深层控制和掠夺。
到目前为止，外资渗透已把中国国民经济中75%的重要领域掌控在手中，并在中国建立起无数最贪婪的残酷剥削压榨中国工人的外资企业。美国垄断资本用曝光隐私和通过多种基金组织，威胁和收买各级官员充当内应，暗中安插颠覆中国当局的“第五舰队”。他们操纵高官买办，借道民资，瓜分国企。他们煽动和培植***、***、***分裂势力，散布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实行军事围困，宣称在必要时能轻而易举地切断所有输入中国的石油通道。最近几年，他们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制造东北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粗暴干涉和侵犯中国的主权利益。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阴险地用转基因主粮和其他转基因食品来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
中国资本祈求市场地位的美好愿望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围剿中破灭了。中国资本的扩张企图也在对手的市场保护主义中屡屡受挫。为了摆脱对国际市场过分依赖而受制于人的困境，中国开始改变经济政策，“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美国立即发出中国的做法“损害了美国利益”的严厉警告，把战略中心移向了亚洲。
资本主义世界曾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过长期残酷的较量。在共同的红色敌人消失之后，垄断资本之间争夺和瓜分世界资源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便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市场份额，资本弱肉强食的争斗同样残酷、血腥和坚定不移。国际垄断资本觊觎中国的资源和市场，绝不会允许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走独立发展的传统道路，决不允许中国摆脱被其控制和吞噬的命运。
官僚统治集团天真地认为，苏联消亡后世界会走向多元化，是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有目共睹的事实却是，苏联消亡和中国变色之后，彻底解除了遏制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社会主义力量，形成了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的一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格局。官僚统治集团不仅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反而在国际垄断资本陷入空前严重金融危机，美国为其能源和地缘战略长期在中东和世界各地混战而难以自拔，特别是欧元区各国又相继发生连锁债务危机之后，愈发坚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和平崛起的伟大构想”。
他们从资本视角解读资本博弈，用输送利益交换和平，为扩张和输出资本而呼吁合作，从世界各地连续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战略对抗中，竟然一厢情愿地得出世界局势深刻复杂变化的本质特征是和平与合作的荒谬结论。
这个荒谬结论在西方金融危爆发时就已经破产。华尔街用各种欺骗和强制手段把危机转嫁给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总体下滑的颓势难以遏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壁垒越筑越高，中国产品出口受阻。中国的资本输出投到哪里，美国就在哪里制造动乱，让中国资本仓皇撤离，难以成活。美国和欧盟在搞定利比亚以后，美国的战略重心立即东移，挥师亚太地区，矛头所向十分明确地显示出国际垄断资本的意图，就是绝不会把和平崛起的机会留给中国。和平与合作成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这才是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真实处境。
当前中国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由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利益冲突引起的，是资本之间争夺与反争夺、遏制与反遏制、围堵与反围堵、盘剥与反盘剥、吞并与反吞并的博弈。
资本一定会强迫劳动人民承担这种博弈的成本。如同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难以承受的战争重负和饱受战乱之苦的灾难，必然迫使各国人民拒绝为肮脏血腥的资本博弈买单，最终爆发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资本博弈的最终结果。
资本博弈没有最后赢家，而阶级斗争则是人民必胜。中国官僚统治集团的最终归宿只有两个，不是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吃掉，就是葬身在本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之中。两者必居其一。
以国家形态出现的资本博弈，虽然带有浓厚的民族矛盾色彩，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其阶级斗争的本质。当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到危及民族生存而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会担当起领导人民起来维护民族生存和独立的重任。因此，正确认识民族矛盾的阶级性质，并对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作出准确判断，是确定现阶段和将来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人民革命斗争方向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之一。
3、民营资产阶级
中国民营资产阶级，是由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从不同渠道转化而来的，成分十分复杂，数量约占中国人口的5%左右。有人过去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利用权力暗箱操作，用偷梁换柱或通过“管理层收购”等手法，把全民和集体资产攫取到个人手中，华丽转身后成为一夜暴富的资本家；有人通过权钱交易买通贪官，以小博大，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老板；有人混迹于黑社会，强取豪夺、贩毒涉赌、杀人越货，再把黑钱洗白，成了合法富豪；有人凭借幕后黑手操纵股市，大发不义之财；有人则抓住商机，经艰难打拼，榨取剩余价值，实现了拥有千万财富的梦想，成为相对干净本分的资本家。他们都在私有化改革中发了财，做梦都没有想到在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打倒了剥削阶级的国度里，今天竟能理直气壮地再次成为剥削者，成为用金钱彰显人生价值、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的资本家。他们因此感谢邓小平，其阶级立场和基本政治态度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私有制。
中国每年都在刷新亿万富翁的人数。民营资产阶级目前还处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之中。
一般拥有数亿到数十亿不等的资本规模的资本家，虽然还无法与官僚资本比肩抗衡，但已远远超过本阶级中的中小资本家。他们人数很少，属于民营资产阶级的上层。雄厚的实力使他们在资本博弈中具有较强的抗拒各种风险的能力，因而对未来信心满满、野心勃勃，并不把官僚资产阶级放在眼里。在政治上，他们通常是民营资产阶级的右翼。
一般拥有数百万到数千万资产的资本家，构成民营资产阶级的中间部分。他们在相互倾轧的资本博弈中，既要同官商周旋，又要与洋人开战，但只有少数人能够挤进上层资本家的行列，而多数人则败下阵来，有些人降格成为小资本家，有些人跌回到起点或负债累累，经常品尝被官僚买办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打败的痛苦，总想能东山再起。他们之中不乏拥有民族爱国思想的人，但其基本阶级立场不会改变，政治上多数是民营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少数是中右派。
拥有几十万到数百万资产的小资本家是民营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们人数众多，在商海中像小鱼小虾一样随时都可能大鱼被吃掉，尽管兢兢业业地打拼，但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对中上层资本家既羡慕又怨恨，对现实生存状况不满意，通常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对雇员比较友善，同情人民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其中不少人会成为人民革命的同路人。民营资产阶级中爱国的中左派和左翼，大多出自这个阶层。
官僚资本集团在私有化改革中，把中小型国营和集体企业、不太重要的生产、流通和服务领域等资产及资源，慷慨地恩赐给了民营资产阶级。但是，资本无限扩张的愿望使民营资产阶级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认为自由发展的希望毁在了无处不在的官权手里。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要求走正统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
民营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势力，集中代表本阶级这一最高政治意志与官僚资本对抗。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国退民进”，主张打破国企行业垄断，实现资本公平竞争，急于落实民营资本向官僚资本进军的“三十六条”，在其“大领导”瘟家饱带领下，打响了向中国金融、能源、电信、铁路、航空等要害经济领域进军的攻坚战。
经济领域的攻坚战，使这两个资产阶级集团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很快上升到政治层面。民营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极力推崇西方民主政体，呼吁“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斥责一党专制是封建残余，反复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闪烁其词地暗示倡导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改纲领，直接挑衅官僚统治集团所能容忍的最后底线。
民营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十分清楚，依靠他们目前的资本力量和政治资源，还不能在人民革命到来之前打败官僚资本，更不是人民革命的对手，极端害怕人民追究他们掠夺社会财富的原罪。
他们看到了两条出路：要么在人民革命到来之前，按照西方模式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像前苏联那样彻底改旗易帜，使原罪合法化，逃脱被人民清算的结局。要么借助外国势力彻底分裂中国，用消灭原告来消除原罪。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为此，他们祭起西方资产阶级选票民主的灵幡蛊惑人民，为中国的叶利钦上演白色革命准备力量。咒骂“文革遗毒”，剑指人民大众掀起的红色思想文化潮流。再三发出“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警报，摆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至死方休”的决战姿态，紧锣密鼓地频繁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落实三十六条的实施细则，以发展民营资本为名，行借用外国垄断资本力量瓜分官僚资本之实，试图明修栈道，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来攻破官僚资本的垄断壁垒，再暗度陈仓，让国际垄断资本借道民资直取曹营，威胁官僚集团的经济造血功能。为了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他们竭力配合美国围剿中国的战略，同官僚集团中的买办势力相互勾结，不遗余力的公开或隐蔽地向美国及西方国家输送经济利益，堕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卖国势力。
官僚统治集团和民营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性质，是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资本博弈会直接影响到人民革命的状态。
在官僚统治足够强大，能够继续压制资产阶级选票民主诉求，维持“不完美的改革”的状态下，国内阶级冲突将会在持续的激化中为爆发人民革命创造条件。
在国际垄断资本扶持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发动白色动乱同官僚统治集团决死一战，而中国无产阶级却没有完成革命准备的状态下，西方选票民主便有可能打败官僚专制，改革开放就会随之落下帷幕，在中国上演完全附庸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民族悲剧。这样就会导致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激发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革命。
如果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发动、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准备，则能以白色动乱为契机发动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打倒整个资产阶级，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在资本博弈及人民革命状态所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革命性质已确定为社会主义人民革命，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会在共同利益驱使下结成镇压革命的政治同盟。当革命处在盲目自发状态，性质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则会充当依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汉奸傀儡，把革命引向白色动乱，充当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力量，建立完全受国际垄断资本操控的伪傀儡政府。
4、劳动人民大众
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包括：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从事小生产经营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从事管理工作的公司职员、基层公务员和文教、法律、卫生工作者等等。
工人阶级包括老工人、新工人和进入工人队伍的农民工。
老工人是在原国营和集体企业工作过的职工。他们经历过旧中国被奴役的苦难，拥有过新中国当家作主的幸福体验。他们为建设新中国艰难创业，无私贡献出了全部青春，而改革开放却把他们驱逐出亲手创建的企业，像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他们是世界工运史上唯一亲历过从奴隶到主人、再从主人到奴隶的一代人。这种社会地位极端变化的完整体验，使他们的阶级意识彻底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对提高今天工人队伍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发挥着传承无产阶级使命的巨大作用。
新工人和农民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步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他们和老工人相比，最大不同之处是一开始就定位在雇佣劳动力位置上，从未拥有过社会主人的身份，没有得而复失的惨痛感受，绝大多数人的阶级意识仍处在被动的自在状态之中，只有少数人正在向自为状态发展。
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劳动法》形同虚设，工人的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时常昼夜加班，为资本家提供丰厚的剩余价值，得到的仅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低廉工资，而且往往被克扣和拖欠。他们在严重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恶劣环境中，从事着超过生理极限的高强度劳动，忍受着尊严和人格被肆意践踏的精神摧残，承受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最野蛮的剥削和压榨。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正在为中国造就一支庞大的最具反抗精神的工人阶级队伍。
国有企业工人的生活境遇比其他私营企业要优越得多，虽然同样受剥削，但缺乏切肤之痛，一般是从理论上来认知工人阶级的意识和使命。由于国企的官僚资本性质，他们也同样丧失了主人地位。但在目前阶段，往往局限于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比较强烈的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组织程度和生产劳动技能，并且分布在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之中，一旦彻底觉醒就会成为工人阶级具有强大战斗力量的队伍。
自私有化改革以来，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从下岗工人提出的质疑，到发生以命相抵的孤立抗争和抵制改制的工潮抗争，再到现在各地频发的大规模罢工斗争，已经显示出工人阶级正在觉醒之中。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现象，是工人抗争的方式之一，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结果。尽管这种觉醒和反抗目前仍处在开始的初级阶段，很容易被资本的虚伪关怀和微不足道的让步所化解，但其真正意义在于，中国工人已经作为一个阶级再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世纪初发生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让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再也不敢怀疑马克思的可怕预言。倍受惊吓的资产阶级找到了一种维持资本统治的办法，那就是用福利资本主义来防止无产阶级绝对赤贫化，瓦解无产阶级，阻止发生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修正主义据此否认了暴力革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让步，愿意同资产阶级和解，进而放弃了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开始，滑到认同资本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彻底出卖了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的让步丝毫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位置，也就无法改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要求最强烈、最具革命彻底性的阶级集团。不管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怎样诋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科学预言依就是让资产阶级发抖的噩梦。
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十分弱小，必须依靠农民这个可靠的同盟军的力量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则完全不同。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规模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正在随着农民工的加入而空前壮大，已经达到3亿多人，接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并且仍在迅速增加。有着宏大队伍的中国工人阶级，经历过创建社会主义的辉煌奋斗，经历过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磨难和斗争。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使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完全有条件成为当前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是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主力军。
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们拥有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绝大多数人是在拥有土地的前提下靠小生产经营求生存的。小生产经营十分脆弱，在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和难以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随时都有可能破产。毫无疑问，抗拒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生产规模，把家庭小生产变为产业化社会大生产，而要实现产业化社会大生产，就必须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
建国后中国农民在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尝试中经历了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模式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使生产资料从分散的个人占有变为统一的集体占有。集体占有方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抗拒风险的能力，而且使农民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地位得到加强和巩固，并在此前提下为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大生产打下了牢固基础，开辟了前进道路，从根本上保证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颠覆了二千多年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却被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打断而夭折了。
土地承包制模式是一个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私有化改造过程。土地承包制度从经济关系上把农民个体和农村集体分离开来，尽管还没有改变农民集体占有土地的性质，但却改变了占有的形式，使占有关系从紧密走向松散，使农民失去了集体经济的庇护，回到分散脆弱的家庭经营状态，重蹈小生产历史，导致了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但集中土地的方式不是农民的自主联合，而是让土地资源进一步向私有资本转化，“流转”到种养大户和农业投资者手中，从中培植出拥有规模经营的农业资本家。
显而易见的是，受土地资源限制和生产要素制约，能够成为农业资本家或种养大户的农民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此，土地流转会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经营权，在形成规模的农业资本面前变成渺小分散的小股东，从而丧失自己掌握命运的一切机会。
企业加农户经营模式和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此时应运而生，纷纷进入农村，把失去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几乎一网打尽，使其变为只能接受农业资本家盘剥或给工业资本家打工出卖劳动力的命运。
资本瓦解了农民的自主意志。农民被资本组织了起来，服从资本的合法剥夺。
为了宣扬这种剥夺的合法性，央视七频道的《致富经》专栏，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昔日中国农民伟大的自主创造精神，应该让位给今天农业私人资本的财富梦想。资本家是农民的救世主。农民应该跟资本家走，而不是跟共*产*党走。
正在逐步加深的中国经济危机，迫使资本急于得到更廉价的雇佣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应对危机的市场竞争力。为此，资产阶级用改善农民生存环境为诱饵，强力推行农村城镇化运动，彻底切断农民与土地的最后联系，断其后路，把他们驱赶进城市，使他们完全丧失生产资料而变成雇佣工人，稀释劳动力的成本。但是，减少劳动力成本并不能拯救日益临近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而是饮鸩止渴，降低市场消费能力，加速总危机的到来。官僚资本也必将因总危机的爆发而再也无力承担城镇化所需的巨额财政支出，致使城镇化运动在危机中寿终就寝。而失去土地的庞大农村人口，必然和贫困一起转移到城市，迅速扩充失业大军，衍生出中国的贫民窟。
中国农民已经为所有制的反复变更付出过高昂代价，尽管他们渴望发财致富，但在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并不想再经受变革的痛苦。因此，他们普遍希望社会稳定，奢望小富而安，虽然对艰难的现实生活不满意，但又在疑惑中对现行政策表示屈从，对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意义缺乏认识，在革命初期会持怀疑观望态度。
他们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但是，他们与旧中国农民阶级的生存状态完全不同，不会因走投无路而参加和支持革命，在数量上也会伴随着城镇化而逐渐失去优势。只有在革命高潮到来后，看到革命能够成功，参加革命的风险和代价不大，并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才能义无反顾地和工人阶级并肩前进。
城乡个体小生产经营者，是依靠小本生意勉强维持生计的社会阶层。他们一般从事大小资本家不屑经营的微利行业，在市场夹缝中提心吊胆地求生存，几乎没有任何抗拒风险的能力。他们在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变化、价格波动、工商管理、城管执法、黑恶势力、伤残疾病和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负担等等难以预料的风险中，随时都可能亏本和破产。能有机会实现财富梦想脱离这个阶层的人如凤毛麟角，不具备任何示范意义。大量失地农民、城市贫民、失业工人、破产者和无业大学生，不断加入到这个看不到前途的阶层之中。他们并不是为淘金而来，而是为了暂时摆脱或不想跌入更为悲惨的境地而已。
他们极其厌倦这种没有希望的生存状态，把任何可能改变这种生存状态的社会变革或动乱都看作是一种机会而持欢迎态度。因此，他们并不在乎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和资产阶级右翼政改之间的区别，有参与任何社会动荡的热情。他们的特点是，能够轻易摆脱微不足道的生产资料价值的束缚，对社会变革的性质缺乏认识，社会行为有比较浓厚的投机色彩。无政府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大多出自这个阶层。
从事文教、科研、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公司管理职员和普通公务员，多数都属于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收入也相对较高，对资本剥削缺乏切身感受，容易被金钱和权力收买而为资本说话。他们比较关注***、专制和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看待社会变革。由于他们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精英意识，极易被资产阶级选票民主思想俘获。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一直把他们视作最易蛊惑和发动的社会群体。但在他们之中，也不乏彻底觉悟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思想文化斗士。
上述统治阶级和被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错综复杂，阶级冲突正处在日趋激化的状态之中，随时都在打破社会表面的稳定状态。十年前全国每年只有几千起“突发事件”，现在已迅速上升到每年爆发近三十万起，维稳经费因此而超过了国防军备，中国当之无愧地戴上了警察国家的桂冠。依靠专制暴力“维稳”营造出来的“和谐盛世”，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而已。
官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资本统治秩序，开始采取诸多改善民生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然而，只要不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仅仅在不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调整分配关系，就无法消除阶级对立，消除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歌舞升平的假象无论把资本剥削妆扮得如何温馨华丽，在一边是盛宴一边是饥饿的现实中，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人民不会生活在童话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会从觉醒走向反抗，在反抗中剥夺剥夺者，重建公有制。
西方自私、低俗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中国狂轰滥炸了二十多年，善良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征服，仍然普遍认同雷锋精神、见义勇为、尊老爱幼以及助学救残等高尚道德情操；多年来毛主席热和红色文化运动遍及全国，持续蓬勃高涨，充分表达了人民否定私有化改革的政治态度；大量批判修正主义、揭露官僚买办丑恶罪行、呼吁铲除汉奸的檄文层出不穷，出现在各种网站上，并且应者日众。全国各地还不断涌现出众多学习倡导马列毛主义的思想团体。这些都表明人民正在迅速觉醒；具有典型意义的通钢工潮、乌坎农民维权示威和广州海量工人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工人罢工维权运动和群众抗暴斗争，表明人民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亮剑出鞘；当资产阶级右翼和国外势力企图借用人民的力量，把他们的政治企图偷偷塞给人民时，人民群众却高呼拥护共*产*党的口号，把自己与白色动乱区别开来，表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现在，各个阶级相互对抗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处在向各自相反位置转化的过程之中，完成从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爆发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已不可避免。红色革命不但会消灭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还将推翻官僚专制统治，建立符合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将证明这个结果的必然性。
——简论社会主义人民革命
作者：轩 岩（二零一二年五月）原载于《红旗网》
只要不被假象迷惑，人们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今日之中国，官权横行，资本肆虐，有产者穷奢极欲，无产者痛苦求生，贫富分化已经至极至危，两仇相立，冲突频发，并且逐日升级，呈现常态化，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举国上下金钱障目，贪腐盛行，商女醉欢，难辨荣辱尊耻，致使国民精神麻木颓萎，呈蝼蚁觅食苟生之态。更为可悲的是，政府重利轻义，患上了严重的经济肥胖症，在主权问题上竟贯施搁置争议之策，骨软言卑，割肉饲虎，以结外欢，极大地伤害了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尽管中国已病入膏肓，深陷内忧外患而难以自拔，但庙堂内却每天仍在歌舞升平，自娱自乐。
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美好期待破灭了，闻改色变，不知所归，民心思叛。私有化改革的恶果已向世人宣告：改革已死，革命当立。
这里所说的改革，就是上演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闹剧。这里所说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发生革命的原因，就根植在资本主义复辟所导致的社会阶级矛盾之中。
自假共*产*党执政中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阶级斗争较之三十年前规模和范围更大，内容更深刻，表现形式更复杂，斗争更激烈，孕育了发生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并决定了社会主义人民革命与以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之处。
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主动向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残余发起的进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始终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则是在官僚专制条件下，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和新产生的剥削阶级占据着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动而疯狂地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复辟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处在被支配的次要位置上被迫进行的反剥削反压迫的人民革命。
历史条件的这一改变，使社会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变成了官僚专制条件下的人民革命。革命的具体对象、任务和展现方式，都将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形态，从而产生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目前已在持续酝酿之中，并且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进入干部组织准备阶段。
资本主义复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并没有扑灭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反而再次点燃燎原之火，为更加彻底的革命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条件，注定了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运动的发源地，而且必将成为第一个爆发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国家。
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从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运动必须依据的客观条件之中，去寻找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现实可行的道路。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性转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十几年便产生了质变，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修正主义官僚集团从过去的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转变成了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实体。
1949年之前的中国革命，原本是人民为摆脱苦难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要求，代表人民意愿并依靠人民力量创建了新中国，起到了加快革命进程的伟大作用。但共*产*党内的很多革命者，头脑中封建官本位意识十分顽固，不懂得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是在为人民打天下。因此，他们在革命胜利后理所当然地把人民的天下看成是党的天下，错把自己摆到救世主的位置上，心安理得地做起了人民的主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转化为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他们背离共*产*党的宗旨，崇尚官贵民贱，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开始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欺压人民。
官僚主义者同那些仍旧站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思想文化精英们走到了一起，构成了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受到无产阶级***的批判和冲击，又演变为以官僚势力为主体的反文革的政治势力。
毛主席溘然辞世后，反文革的官僚势力突然发难，制造了中共组织原则绝不容许的党内“宫廷政变”，并且开了自中共建党以来首次用国家司法方式解决党内斗争的先河。
官僚势力受其落后本质的局限，无法拿出新的理论来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只能把破坏***的罪名强加在政治对手身上，愚蠢地解释政变的合法性。
首先出来填补这种理论空虚的是那些自誉为理性化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他们在狭小的群体视野内用浅浮的“人性伤痕”控诉工农大众的民主权力，煞有介事地充当官僚政变的辩护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而来的私有化却制造了全国6000万下岗工人的生存困境，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摧残人性的富士康十三连跳和血汗工厂任意践踏人权的资本剥削，上演了被遗弃在偏远乡村5800万留守儿童期盼亲情的人性悲剧。在这些资本掠夺造成的无数罪恶面前，曾让他们耿耿于怀的那些伤痕体验便成了不足挂齿的无病呻吟。现在，他们又把人性丢到一边，干脆用用最野蛮的弱肉强食的资本法则，振振有词地为资本罪恶辩护了。
官僚势力从一开始就对这种“人性”理念所提供的政治辩护不屑一顾，他们急于找到一种更系统的思想来排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以便摆脱由于理论贫困而不能自圆其说的窘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选择了修正主义，投进党内修正主义政客的怀抱，把正在韬光养晦中自保的邓小平请出来举旗领军。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施展老辣的政客手段，开始实施窃国复辟的政治抱负。首先，他让马前卒胡耀邦等人精心策划了所谓“检验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在实践过程尚未完结，还没有完整检验出结论的真理性的时候，把故意抽取的某个局部现象设置成反论，掩盖实践的完整意义。策划所谓真理标准讨论的真实用意，是把文革中“官不聊生”的现象抽取出来，设置成“一场浩劫”的反论，掩盖文革以民制官的实践意义，为彻底否定文革做好舆论铺垫。时至今日，完整的实践过程恰恰证明，否定文革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检验出了文革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其二是反手一掌把左右摇摆的华国锋掀翻落马，清除了窃取最高权力的障碍。其三是用“落实政策”的奶酪来救赎文革中被打垮的各级官僚队伍，笼络知识分子充当同盟军，迅速恢复了官僚统治秩序。
在做好以上思想舆论、权力更迭和组织准备后，他便无所顾忌地彻底翻案，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抛出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邓小平理论，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官僚队伍，让中国共*产*党全面执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
他背叛了自1921年以来中国革命的根本宗旨，背叛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背叛了社会主义，把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不再革命的执政党。他要让社会主义中国回头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告诉人们这是在寻找另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他打开了阿拉伯漂流瓶，把魔鬼释放出来，像推行新思维改革的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联共*产*党一样，成为最终葬送中国共*产*党、背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的叛徒。
官僚势力从修正主义那里找到了统治中国的理论依据，修正主义政客们则在官僚势力哪里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构成了修正主义官僚集团。他们各取所需，沆瀣一气，共同凌驾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之上，在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小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潮最初的政治反叛和人民群众反对官僚***的斗争之后，开始自上而下地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权力私有化改造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改造，推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闹剧，正式开场了。
在这个疯狂的改造过程中，官僚势力急剧膨胀，不再惧怕枪毙刘青山枪声，不再把人民利益和宪法党纪放在眼里，官权独大和肆意贪腐成了通行无阻的从政信条，使分散的个人欲望汇聚在一起，很快变成了统一的集团意志。
这个在法理上并不拥有人民资产的官僚集团，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管理权力，变国营为国有，用名义上的国家所有掩盖了事实上的官僚所有，强行与主人置换身份，把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
他们上演了一场鸠占鹊巢的惊天骗术，过去的管家摇身变成了主人，全民资产变成了官僚资本及其家族财产。这一窃取人民财富的规模旷世未闻，其无耻程度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所有肮脏勾当。到目前为止，社会财富仍在被大肆掠夺，转化为官僚家族的私有财产。
官僚集团借此拥有了真实的资本。没有人能改变资本贪婪的本性，他们一旦拥有了资本，便注定要被资本驾驭，具备了资本的一切属性，从而由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转变成货真价实的官僚资产阶级。
新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和判断依据。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官僚体制虽然获得了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土壤，但他们还必须依赖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土壤才能存活下去。因此，破坏原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便成为他们和修正主义政客们一拍即合的共同愿望。
他们用国家权力强制解散人民公社，消灭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定法律让土地“流转”到新农场主手中；他们不仅把大型央企转变为官僚资本，还出台各种经济政策强迫地方中小型国营企业断奶，给集体企业放血，逼迫其破产倒闭，再用所谓“管理层收购”贱卖或奉送给新资本家；他们以改革开放之名，行私有化运动之实，大张旗鼓地全面推行和发展城乡私有经济，让隐藏在人心阴暗角落里的自私贪欲在阳光下自由泛滥，用拜金主义取代了过去的高尚理想和信念。那些用权力攫取金钱的人，那些用金钱量度精神价值的人，以及把占有金钱当作人生最高追求的人，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哄抢社会财富，得到了沾满资本污垢的第一桶金。大量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极少数个人手中，身价亿万的新资本家和拥有万顷良田的新农场主把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远远抛在了身后，成为新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是修正主义政客和官僚资产阶级疯狂打造出来的时代，是一个他们需要私有制就建立私有制、没有资本家就制造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就培植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上层精英们联合起来疯狂掠夺劳动人民的时代。
到目前为止，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已经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改造，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因之而名存实亡。整个中国，从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从立法行政到科研教育，从文化艺术到公共传媒，从医疗卫生到社会公共福利，各种重要领域的社会关系，无不遵从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法则，屈从资本的意志和役使。
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资源、环境、民族利益、精神意识、社会风尚、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都为资产阶级的重新崛起付出了惨重代价。贪官污吏，富豪奸商，黄赌毒匪，汉奸黑帮，泛滥成灾；结党营私之流，数典忘祖之辈，卖国求荣之徒，登堂入室；妓女、二奶、诈骗、抢劫、毒牛奶、地沟油、物价飞涨、拐卖妇女儿童等等，乱象丛生。那些在新中国早已绝迹的旧中国的丑恶现象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又给今天的中国增添了更多惨重的创伤。
社会主义大公无私、善良诚信的社会公德，现在被统统淹没在金钱利益的冰水之中。往日真诚的助贫救残和见义勇为，也因倍受诟病而从天经地义的普通行为变成了弥足珍贵的义举。雷锋精神则被演绎成没有阶级内核的普世博爱，淡化为宗教徒虔诚的灵魂***。资本家慷慨的各种公益捐助所展示出来的社会良心，除了别有用心的作秀外，即使是对弱势群体最真诚的忏悔和同情，也不过是聂赫留多夫式的良心发现。尽管如此，仍然难以被私有化观念认可，往往要品尝备受攻谗的尴尬。
当人们对资本罪恶提出质疑和反思时，市场理论精英们便四处布道，告诉人们贪婪是资本的天性，因此资本主义并不可耻。这就如同说盗窃是贼的天性，因此盗窃是合理的一样恬不知耻，愚蠢可笑。依照这种逻辑炮制的价值观和各种经济理论，让资本理直气壮地横行无阻，让弱肉强食去吞噬公平正义，让道德堕落去淹没高尚和良知，让落后和野蛮去嘲笑进步和文明，让堕落为动物本能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来毒化整个社会。
除此之外，更具根本性质的变化，是宪法所赋予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被“置换身份”，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新雇农和地位卑微的农民工。是数千万劳动妇女沦为资产阶级和黑恶官员的泄欲工具，失去人的尊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被颠覆，劳动人民再次受到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甚至连劳动和休息的权力都要受到最野蛮的肆意践踏。中国社会由此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快速剧烈的两极分化，再次分化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大敌对的阶级阵营。
毫无疑问，寄生在社会主义宿主体内的中国资本主义怪胎已经发育成形，社会主义从经济实体到精神道德已被蛀空，只不过仍旧保留着一具宪法规定的政治外壳而已。
修正主义官僚集团违宪改色，孕育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劳动人民推翻了旧三座大山的压迫，又被压在新三座大山下面，新中国又退回到了旧中国，先烈们抛洒的鲜血因之而付之东流。与旧中国不尽相同的是，包裹在社会主义外壳里的资本主义是个畸形的怪胎，是个把修正主义欺骗、官权专制***、以及资本剥削溶合为一体的混合物。这个中国特色的混合物，只能建立在资本剥削的基础上才能存活。
概言之，中国已经形成了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经济关系，资本剥削成为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性质完成了历史性转变，变为畸形发育中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买办势力，又使这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依赖国际资本的附庸性。
中国社会完成了向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转化之后，就再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矛盾，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改变现有社会秩序的新的社会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也在从外部不断加深中国的经济危机，激化国内的阶级冲突，为新的社会革命提供着依据和动力，孕育着爆发革命的必要条件。
现有的各种解决社会危机和冲突的变革主张，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和色彩。然而，能够推动中国前进而非后退的社会变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人民革命除了具有不同于其他非无产阶级的社会变革的性质外，还会依照自身的内容和形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种特殊性是以当前各个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政治集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为依据的。
二、当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形成的阶级集团主要有官僚资产阶级、城乡民营资产阶级、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以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除此之外，还有国外垄断资本的在华势力。
1、官僚资产阶级
那些凭借党政职务无需人民同意即可任意支配社会财富，从中获取资本性和家族财富的官员，在权钱交易中组合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中国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
前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这里主要是说明他们目前的现实际况。
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人数不足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其可支配的官僚资本和家族财富却占全民资产的80%以上。规模庞大拥有优质资产的金融业、石油业、电信业、钢铁业、制造业、粮油业、军工业和航海、航空、铁路、矿山等中央企业，以及决定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关键领域，几乎都被上层官僚的子女、亲属、亲信和忠实走卒所掌控，并通过各种渠道转化成他们的家族财产。这些由国有资产构成的资本，由于处置权和支配权统统掌握在官僚集团手里，从而确立了资本的实际所有权，满足了判断资本性质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确定，国有资产无疑属于官僚资本。
官僚资产阶级依托官僚体制高度组织在一起，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官僚统治集团最直接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官僚统治集团代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很多官员，为一己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迎合西方新经济殖民主义掠夺中国的需要，成为官僚买办势力。这便是中国盛产汉奸的阶级根源。
官僚资产阶级占据着市场高端垄断地位，同民营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既有官、商、黑勾结，欺压人民、利益共沾的一面，又有争夺经济利益的矛盾。官权往往像高高在上的封建衙门那样，迫使民营资产阶级向其供奉部分经济利益。
对于咄咄逼人的官权压迫，民营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停止过用西方选票民主号召民众，聚集政治力量，进行反垄断、反专制、反权贵的抗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直接挑战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国际垄断资本处心积虑地分裂和绞杀中国所造成的危局，以及来自人民群众反对两极分化、反对***和专制压迫的斗争，都在挑战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的稳定性。
为摆脱这种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官僚统治集团不得不高调宣布“五不搞”，标明了民营资产阶级不能触犯的政治底线，同时做出让步，以默认非公三十六条作为交换条件，缓和同民营资本的矛盾。不得不改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方式，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元控制，以便能以较强硬的态度对付外国势力的分裂活动。不得不把维持社会稳定、严防突发事件、不折腾等执政方针放到压倒一切的重要位置上，极力保护即成的官僚统治秩序。不得不在分配关系上适当调整给予劳动人民的生活资料份额，采取一些迎合民意、注重民生的改良措施，避免引发大规模剧烈的阶级冲突。
官僚资产阶级同民营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不管怎样激烈，都是由资产阶级内部利益不均衡造成的，通常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除非突破对方的政治或经济底线，才会互相痛下杀手。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在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维护剥削阶级共同利益方面，则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因此，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存在主次之分。在一定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便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
不管是当前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民营资产阶级主张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或是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企图依靠外国垄断资本建立的附庸资本主义社会，无一例外都是残酷剥夺劳动人民的私有制社会，都将在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烈火中化为灰烬。社会主义人民革命敲响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丧钟。
2、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在华势力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最大利益，是垄断全球经济，把全世界都纳入其经济殖民帝国统治之下。美国极力奉行的一切霸权图谋和行径，皆源于这种新殖民主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签署的入世条款，如同签署了新世纪的《二十一条》，对外国资本洞开国门，到处接轨，积极融入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热衷于开门揖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国内阶级斗争格局的变化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对华战略密切相关，关系重大。
毛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曾使红色中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霸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当今迅速崛起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又不可避免地要同衰败中的国际垄断资本分享世界经济市场份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西方世界已经把主战场从过去联合起来攻打红色意识形态堡垒，转移到了让中国经济附庸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努力上。面对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中国新兴资本苦苦寻求发展之路，不遗余力花费十五年时间才加入世贸组织，乞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纳中国这个新成员，允许这个韬光养晦的小兄弟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参与国际市场的利益角逐。
为此，中国接受了国际资本贸易的游戏规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信守承诺、承担大国责任，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为外资充当买办，出卖民族尊严和大量经济主权利益，甚至自套绞索来讨好国际垄断资本，换取中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成员地位。
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得到的却是美国和欧洲垄断资本对中国经济、文化、金融、能源、科技以及粮食等要害领域更大规模的深层控制和掠夺。
到目前为止，外资渗透已把中国国民经济中75%的重要领域掌控在手中，并在中国建立起无数最贪婪的残酷剥削压榨中国工人的外资企业。美国垄断资本用曝光隐私和通过多种基金组织，威胁和收买各级官员充当内应，暗中安插颠覆中国当局的“第五舰队”。他们操纵高官买办，借道民资，瓜分国企。他们煽动和培植***、***、***分裂势力，散布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实行军事围困，宣称在必要时能轻而易举地切断所有输入中国的石油通道。最近几年，他们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制造东北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粗暴干涉和侵犯中国的主权利益。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阴险地用转基因主粮和其他转基因食品来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
中国资本祈求市场地位的美好愿望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围剿中破灭了。中国资本的扩张企图也在对手的市场保护主义中屡屡受挫。为了摆脱对国际市场过分依赖而受制于人的困境，中国开始改变经济政策，“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美国立即发出中国的做法“损害了美国利益”的严厉警告，把战略中心移向了亚洲。
资本主义世界曾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过长期残酷的较量。在共同的红色敌人消失之后，垄断资本之间争夺和瓜分世界资源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便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市场份额，资本弱肉强食的争斗同样残酷、血腥和坚定不移。国际垄断资本觊觎中国的资源和市场，绝不会允许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走独立发展的传统道路，决不允许中国摆脱被其控制和吞噬的命运。
官僚统治集团天真地认为，苏联消亡后世界会走向多元化，是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有目共睹的事实却是，苏联消亡和中国变色之后，彻底解除了遏制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社会主义力量，形成了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的一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格局。官僚统治集团不仅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反而在国际垄断资本陷入空前严重金融危机，美国为其能源和地缘战略长期在中东和世界各地混战而难以自拔，特别是欧元区各国又相继发生连锁债务危机之后，愈发坚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和平崛起的伟大构想”。
他们从资本视角解读资本博弈，用输送利益交换和平，为扩张和输出资本而呼吁合作，从世界各地连续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战略对抗中，竟然一厢情愿地得出世界局势深刻复杂变化的本质特征是和平与合作的荒谬结论。
这个荒谬结论在西方金融危爆发时就已经破产。华尔街用各种欺骗和强制手段把危机转嫁给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总体下滑的颓势难以遏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壁垒越筑越高，中国产品出口受阻。中国的资本输出投到哪里，美国就在哪里制造动乱，让中国资本仓皇撤离，难以成活。美国和欧盟在搞定利比亚以后，美国的战略重心立即东移，挥师亚太地区，矛头所向十分明确地显示出国际垄断资本的意图，就是绝不会把和平崛起的机会留给中国。和平与合作成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这才是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真实处境。
当前中国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由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利益冲突引起的，是资本之间争夺与反争夺、遏制与反遏制、围堵与反围堵、盘剥与反盘剥、吞并与反吞并的博弈。
资本一定会强迫劳动人民承担这种博弈的成本。如同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难以承受的战争重负和饱受战乱之苦的灾难，必然迫使各国人民拒绝为肮脏血腥的资本博弈买单，最终爆发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资本博弈的最终结果。
资本博弈没有最后赢家，而阶级斗争则是人民必胜。中国官僚统治集团的最终归宿只有两个，不是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吃掉，就是葬身在本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之中。两者必居其一。
以国家形态出现的资本博弈，虽然带有浓厚的民族矛盾色彩，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其阶级斗争的本质。当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到危及民族生存而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会担当起领导人民起来维护民族生存和独立的重任。因此，正确认识民族矛盾的阶级性质，并对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作出准确判断，是确定现阶段和将来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人民革命斗争方向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之一。
3、民营资产阶级
中国民营资产阶级，是由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从不同渠道转化而来的，成分十分复杂，数量约占中国人口的5%左右。有人过去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利用权力暗箱操作，用偷梁换柱或通过“管理层收购”等手法，把全民和集体资产攫取到个人手中，华丽转身后成为一夜暴富的资本家；有人通过权钱交易买通贪官，以小博大，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老板；有人混迹于黑社会，强取豪夺、贩毒涉赌、杀人越货，再把黑钱洗白，成了合法富豪；有人凭借幕后黑手操纵股市，大发不义之财；有人则抓住商机，经艰难打拼，榨取剩余价值，实现了拥有千万财富的梦想，成为相对干净本分的资本家。他们都在私有化改革中发了财，做梦都没有想到在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打倒了剥削阶级的国度里，今天竟能理直气壮地再次成为剥削者，成为用金钱彰显人生价值、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的资本家。他们因此感谢邓小平，其阶级立场和基本政治态度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私有制。
中国每年都在刷新亿万富翁的人数。民营资产阶级目前还处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之中。
一般拥有数亿到数十亿不等的资本规模的资本家，虽然还无法与官僚资本比肩抗衡，但已远远超过本阶级中的中小资本家。他们人数很少，属于民营资产阶级的上层。雄厚的实力使他们在资本博弈中具有较强的抗拒各种风险的能力，因而对未来信心满满、野心勃勃，并不把官僚资产阶级放在眼里。在政治上，他们通常是民营资产阶级的右翼。
一般拥有数百万到数千万资产的资本家，构成民营资产阶级的中间部分。他们在相互倾轧的资本博弈中，既要同官商周旋，又要与洋人开战，但只有少数人能够挤进上层资本家的行列，而多数人则败下阵来，有些人降格成为小资本家，有些人跌回到起点或负债累累，经常品尝被官僚买办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打败的痛苦，总想能东山再起。他们之中不乏拥有民族爱国思想的人，但其基本阶级立场不会改变，政治上多数是民营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少数是中右派。
拥有几十万到数百万资产的小资本家是民营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们人数众多，在商海中像小鱼小虾一样随时都可能大鱼被吃掉，尽管兢兢业业地打拼，但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对中上层资本家既羡慕又怨恨，对现实生存状况不满意，通常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对雇员比较友善，同情人民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其中不少人会成为人民革命的同路人。民营资产阶级中爱国的中左派和左翼，大多出自这个阶层。
官僚资本集团在私有化改革中，把中小型国营和集体企业、不太重要的生产、流通和服务领域等资产及资源，慷慨地恩赐给了民营资产阶级。但是，资本无限扩张的愿望使民营资产阶级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认为自由发展的希望毁在了无处不在的官权手里。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要求走正统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
民营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势力，集中代表本阶级这一最高政治意志与官僚资本对抗。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国退民进”，主张打破国企行业垄断，实现资本公平竞争，急于落实民营资本向官僚资本进军的“三十六条”，在其“大领导”瘟家饱带领下，打响了向中国金融、能源、电信、铁路、航空等要害经济领域进军的攻坚战。
经济领域的攻坚战，使这两个资产阶级集团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很快上升到政治层面。民营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极力推崇西方民主政体，呼吁“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斥责一党专制是封建残余，反复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闪烁其词地暗示倡导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改纲领，直接挑衅官僚统治集团所能容忍的最后底线。
民营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十分清楚，依靠他们目前的资本力量和政治资源，还不能在人民革命到来之前打败官僚资本，更不是人民革命的对手，极端害怕人民追究他们掠夺社会财富的原罪。
他们看到了两条出路：要么在人民革命到来之前，按照西方模式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像前苏联那样彻底改旗易帜，使原罪合法化，逃脱被人民清算的结局。要么借助外国势力彻底分裂中国，用消灭原告来消除原罪。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为此，他们祭起西方资产阶级选票民主的灵幡蛊惑人民，为中国的叶利钦上演白色革命准备力量。咒骂“文革遗毒”，剑指人民大众掀起的红色思想文化潮流。再三发出“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警报，摆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至死方休”的决战姿态，紧锣密鼓地频繁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落实三十六条的实施细则，以发展民营资本为名，行借用外国垄断资本力量瓜分官僚资本之实，试图明修栈道，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来攻破官僚资本的垄断壁垒，再暗度陈仓，让国际垄断资本借道民资直取曹营，威胁官僚集团的经济造血功能。为了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他们竭力配合美国围剿中国的战略，同官僚集团中的买办势力相互勾结，不遗余力的公开或隐蔽地向美国及西方国家输送经济利益，堕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卖国势力。
官僚统治集团和民营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性质，是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资本博弈会直接影响到人民革命的状态。
在官僚统治足够强大，能够继续压制资产阶级选票民主诉求，维持“不完美的改革”的状态下，国内阶级冲突将会在持续的激化中为爆发人民革命创造条件。
在国际垄断资本扶持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发动白色动乱同官僚统治集团决死一战，而中国无产阶级却没有完成革命准备的状态下，西方选票民主便有可能打败官僚专制，改革开放就会随之落下帷幕，在中国上演完全附庸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民族悲剧。这样就会导致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激发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革命。
如果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发动、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准备，则能以白色动乱为契机发动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打倒整个资产阶级，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在资本博弈及人民革命状态所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革命性质已确定为社会主义人民革命，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会在共同利益驱使下结成镇压革命的政治同盟。当革命处在盲目自发状态，性质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则会充当依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汉奸傀儡，把革命引向白色动乱，充当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力量，建立完全受国际垄断资本操控的伪傀儡政府。
4、劳动人民大众
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包括：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从事小生产经营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从事管理工作的公司职员、基层公务员和文教、法律、卫生工作者等等。
工人阶级包括老工人、新工人和进入工人队伍的农民工。
老工人是在原国营和集体企业工作过的职工。他们经历过旧中国被奴役的苦难，拥有过新中国当家作主的幸福体验。他们为建设新中国艰难创业，无私贡献出了全部青春，而改革开放却把他们驱逐出亲手创建的企业，像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他们是世界工运史上唯一亲历过从奴隶到主人、再从主人到奴隶的一代人。这种社会地位极端变化的完整体验，使他们的阶级意识彻底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对提高今天工人队伍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发挥着传承无产阶级使命的巨大作用。
新工人和农民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步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他们和老工人相比，最大不同之处是一开始就定位在雇佣劳动力位置上，从未拥有过社会主人的身份，没有得而复失的惨痛感受，绝大多数人的阶级意识仍处在被动的自在状态之中，只有少数人正在向自为状态发展。
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劳动法》形同虚设，工人的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时常昼夜加班，为资本家提供丰厚的剩余价值，得到的仅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低廉工资，而且往往被克扣和拖欠。他们在严重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恶劣环境中，从事着超过生理极限的高强度劳动，忍受着尊严和人格被肆意践踏的精神摧残，承受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最野蛮的剥削和压榨。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正在为中国造就一支庞大的最具反抗精神的工人阶级队伍。
国有企业工人的生活境遇比其他私营企业要优越得多，虽然同样受剥削，但缺乏切肤之痛，一般是从理论上来认知工人阶级的意识和使命。由于国企的官僚资本性质，他们也同样丧失了主人地位。但在目前阶段，往往局限于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比较强烈的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组织程度和生产劳动技能，并且分布在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之中，一旦彻底觉醒就会成为工人阶级具有强大战斗力量的队伍。
自私有化改革以来，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从下岗工人提出的质疑，到发生以命相抵的孤立抗争和抵制改制的工潮抗争，再到现在各地频发的大规模罢工斗争，已经显示出工人阶级正在觉醒之中。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现象，是工人抗争的方式之一，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结果。尽管这种觉醒和反抗目前仍处在开始的初级阶段，很容易被资本的虚伪关怀和微不足道的让步所化解，但其真正意义在于，中国工人已经作为一个阶级再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世纪初发生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让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再也不敢怀疑马克思的可怕预言。倍受惊吓的资产阶级找到了一种维持资本统治的办法，那就是用福利资本主义来防止无产阶级绝对赤贫化，瓦解无产阶级，阻止发生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修正主义据此否认了暴力革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让步，愿意同资产阶级和解，进而放弃了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开始，滑到认同资本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彻底出卖了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的让步丝毫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位置，也就无法改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要求最强烈、最具革命彻底性的阶级集团。不管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怎样诋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科学预言依就是让资产阶级发抖的噩梦。
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十分弱小，必须依靠农民这个可靠的同盟军的力量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则完全不同。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规模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正在随着农民工的加入而空前壮大，已经达到3亿多人，接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并且仍在迅速增加。有着宏大队伍的中国工人阶级，经历过创建社会主义的辉煌奋斗，经历过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磨难和斗争。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使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完全有条件成为当前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是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主力军。
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们拥有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绝大多数人是在拥有土地的前提下靠小生产经营求生存的。小生产经营十分脆弱，在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和难以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随时都有可能破产。毫无疑问，抗拒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生产规模，把家庭小生产变为产业化社会大生产，而要实现产业化社会大生产，就必须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
建国后中国农民在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尝试中经历了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模式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使生产资料从分散的个人占有变为统一的集体占有。集体占有方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抗拒风险的能力，而且使农民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地位得到加强和巩固，并在此前提下为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大生产打下了牢固基础，开辟了前进道路，从根本上保证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颠覆了二千多年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却被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打断而夭折了。
土地承包制模式是一个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私有化改造过程。土地承包制度从经济关系上把农民个体和农村集体分离开来，尽管还没有改变农民集体占有土地的性质，但却改变了占有的形式，使占有关系从紧密走向松散，使农民失去了集体经济的庇护，回到分散脆弱的家庭经营状态，重蹈小生产历史，导致了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但集中土地的方式不是农民的自主联合，而是让土地资源进一步向私有资本转化，“流转”到种养大户和农业投资者手中，从中培植出拥有规模经营的农业资本家。
显而易见的是，受土地资源限制和生产要素制约，能够成为农业资本家或种养大户的农民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此，土地流转会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经营权，在形成规模的农业资本面前变成渺小分散的小股东，从而丧失自己掌握命运的一切机会。
企业加农户经营模式和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此时应运而生，纷纷进入农村，把失去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几乎一网打尽，使其变为只能接受农业资本家盘剥或给工业资本家打工出卖劳动力的命运。
资本瓦解了农民的自主意志。农民被资本组织了起来，服从资本的合法剥夺。
为了宣扬这种剥夺的合法性，央视七频道的《致富经》专栏，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昔日中国农民伟大的自主创造精神，应该让位给今天农业私人资本的财富梦想。资本家是农民的救世主。农民应该跟资本家走，而不是跟共*产*党走。
正在逐步加深的中国经济危机，迫使资本急于得到更廉价的雇佣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应对危机的市场竞争力。为此，资产阶级用改善农民生存环境为诱饵，强力推行农村城镇化运动，彻底切断农民与土地的最后联系，断其后路，把他们驱赶进城市，使他们完全丧失生产资料而变成雇佣工人，稀释劳动力的成本。但是，减少劳动力成本并不能拯救日益临近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而是饮鸩止渴，降低市场消费能力，加速总危机的到来。官僚资本也必将因总危机的爆发而再也无力承担城镇化所需的巨额财政支出，致使城镇化运动在危机中寿终就寝。而失去土地的庞大农村人口，必然和贫困一起转移到城市，迅速扩充失业大军，衍生出中国的贫民窟。
中国农民已经为所有制的反复变更付出过高昂代价，尽管他们渴望发财致富，但在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并不想再经受变革的痛苦。因此，他们普遍希望社会稳定，奢望小富而安，虽然对艰难的现实生活不满意，但又在疑惑中对现行政策表示屈从，对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意义缺乏认识，在革命初期会持怀疑观望态度。
他们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但是，他们与旧中国农民阶级的生存状态完全不同，不会因走投无路而参加和支持革命，在数量上也会伴随着城镇化而逐渐失去优势。只有在革命高潮到来后，看到革命能够成功，参加革命的风险和代价不大，并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才能义无反顾地和工人阶级并肩前进。
城乡个体小生产经营者，是依靠小本生意勉强维持生计的社会阶层。他们一般从事大小资本家不屑经营的微利行业，在市场夹缝中提心吊胆地求生存，几乎没有任何抗拒风险的能力。他们在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变化、价格波动、工商管理、城管执法、黑恶势力、伤残疾病和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负担等等难以预料的风险中，随时都可能亏本和破产。能有机会实现财富梦想脱离这个阶层的人如凤毛麟角，不具备任何示范意义。大量失地农民、城市贫民、失业工人、破产者和无业大学生，不断加入到这个看不到前途的阶层之中。他们并不是为淘金而来，而是为了暂时摆脱或不想跌入更为悲惨的境地而已。
他们极其厌倦这种没有希望的生存状态，把任何可能改变这种生存状态的社会变革或动乱都看作是一种机会而持欢迎态度。因此，他们并不在乎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和资产阶级右翼政改之间的区别，有参与任何社会动荡的热情。他们的特点是，能够轻易摆脱微不足道的生产资料价值的束缚，对社会变革的性质缺乏认识，社会行为有比较浓厚的投机色彩。无政府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大多出自这个阶层。
从事文教、科研、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公司管理职员和普通公务员，多数都属于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收入也相对较高，对资本剥削缺乏切身感受，容易被金钱和权力收买而为资本说话。他们比较关注***、专制和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看待社会变革。由于他们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精英意识，极易被资产阶级选票民主思想俘获。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一直把他们视作最易蛊惑和发动的社会群体。但在他们之中，也不乏彻底觉悟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的思想文化斗士。
上述统治阶级和被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错综复杂，阶级冲突正处在日趋激化的状态之中，随时都在打破社会表面的稳定状态。十年前全国每年只有几千起“突发事件”，现在已迅速上升到每年爆发近三十万起，维稳经费因此而超过了国防军备，中国当之无愧地戴上了警察国家的桂冠。依靠专制暴力“维稳”营造出来的“和谐盛世”，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而已。
官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资本统治秩序，开始采取诸多改善民生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然而，只要不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仅仅在不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调整分配关系，就无法消除阶级对立，消除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歌舞升平的假象无论把资本剥削妆扮得如何温馨华丽，在一边是盛宴一边是饥饿的现实中，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人民不会生活在童话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会从觉醒走向反抗，在反抗中剥夺剥夺者，重建公有制。
西方自私、低俗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中国狂轰滥炸了二十多年，善良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征服，仍然普遍认同雷锋精神、见义勇为、尊老爱幼以及助学救残等高尚道德情操；多年来毛主席热和红色文化运动遍及全国，持续蓬勃高涨，充分表达了人民否定私有化改革的政治态度；大量批判修正主义、揭露官僚买办丑恶罪行、呼吁铲除汉奸的檄文层出不穷，出现在各种网站上，并且应者日众。全国各地还不断涌现出众多学习倡导马列毛主义的思想团体。这些都表明人民正在迅速觉醒；具有典型意义的通钢工潮、乌坎农民维权示威和广州海量工人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工人罢工维权运动和群众抗暴斗争，表明人民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亮剑出鞘；当资产阶级右翼和国外势力企图借用人民的力量，把他们的政治企图偷偷塞给人民时，人民群众却高呼拥护共*产*党的口号，把自己与白色动乱区别开来，表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现在，各个阶级相互对抗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处在向各自相反位置转化的过程之中，完成从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爆发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已不可避免。红色革命不但会消灭资产阶级右翼卖国势力，还将推翻官僚专制统治，建立符合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将证明这个结果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