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无术——斥《炎黄春秋》吹捧西方宪政民主的无力呻吟
来源： 环球视野 | 作者：万木春 | 点击：563 | 共1条评论| 时间：2012年9月02日 15:09
《炎黄春秋》对于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就是含情脉脉，就是万千钟爱加一身。一切文章、笔墨，说来说云就是推销西方式的宪政民主。每一期念来念云的就是那一本念滥了的烂经。人们替《炎黄春秋》设想，他们除了念这本烂经以外，还能念些什么别的吗?他们为什么死蹩着劲要把这本经念下去呢?原因不是别的，尽管这本经烂透了，对他们来说，却是太“要害”了。他们是以推倒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担当的。要担起这个当，必须念这本烂经。除此以外，别无代替。今年第七期《炎黄春秋》打头炮的文章是燕凌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简称“燕文”)，第二篇文章是王铁群写的“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的轨迹”(简称“王文”)。这是《炎黄春秋》西方式宪政民主念经嗫嚅上的最新版本的无力呻吟。
“燕文”从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提出的最初由起，讲了70年的演变、发展。作者认定，“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与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早已被事实证明为错误”，作者还对“十月革命为标志划分历史时代”提出“还能被认为是合乎实际的吗”的责问。作者认为，“苏式社会制度已经为历史证明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按作者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的命运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作者这里要说的是，这是由于***在会上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并且指出“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所致。显然，***按中国国情提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三权鼎立那一套，很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作者所谓“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含意盖在此。作者还说：***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还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的说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这里，作者反咬一口说：“几十年大量事实证明，这(指毛主席上述讲话和批评)才真正是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于是作者断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基本上还没有进行的时候，就宣告死亡”。作者的这一反咬一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作者从新民主主义的缘起到“死亡”的论述，表明作者对中国这一段近代史发展的认识上，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他不顾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随着形势推进，不断出现新的情况，一定时期党的历史任务的提出，又必须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随后有相应的变化，这是常识。如果早先确定的对形势的认识和任务的提出，不按照新的情况继续保持一成不变的话，怎么能有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怎么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时转向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得的辉煌胜利?在那一段对新中国至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无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还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中国党在当时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极其复杂的背景下，作出的正确决策。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并且取得了促进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性胜利的取得，我国才水到渠成地实现了向建设社会主义的转向。而作者在文中硬挑什么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没有进行就死亡的刺，只能说明作者不尊重历史事实，不从历史实际出发，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面，而使自己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而越益加深。述古是为了论今。纵论那一段历史，反咬一口也说，倒打一耙也好，都是为了托出当今的主张。那么，在作者看来，当下怎么办呢?作者认为，重申新民主主义不会有多少效力。当下，“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宪政民主”。讲了半天，文章的“眼”就在这里：进行西方式的政体改革，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这就是“出路”。这就是作者在文章第一句话说的：“中国向何处去近来又成为人们议论的题目”的答案。
“王文”在内容上同“燕文”同样“邪火”。它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宪政民主的纵向轨迹。从林则徐、魏源讲到洋务运动，讲西方宪政对中国的影响，称“戊戌变法是中国宪政民主的首次尝试”，历经百日而失败。讲晚清末年，清廷推行预备立宪，作者高调赞扬这是“中国迈向宪政民主过程中非常醒目的阶段。不论清廷主观动机如何，预备立宪在客观上使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中国整个社会向着宪政民主方向迈进。”显然，作者对于***透顶的晚清这个推进“宪政民主”的“醒目”表现是异常兴奋的。对于中华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凡具有一点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草根百姓没有半点民主、自由可言的灾难年代，作者则认为，那“倒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主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公民言论和思想自由空间的扩大”，等等。然后，作者讲到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宪政民主”的“启蒙”;而中华民国建立后的联省自治，则是“进行联邦主义的实践”。作者就八、九十年前中共“二大”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一历史插曲说了当今的事，说什么“很可能是中断千年不变的‘秦制’和解决台湾及边疆问题的正途”。那时有什么台湾问题，有什么边疆问题，边疆指什么，指新疆和西藏吗?“秦制”指什么，作者的种种潜台词，能说作者不是别有用心吗?到了抗战时期，不顾蒋介石反动当局倒行逆施，扼杀人民的民主、自由，中国***提出要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作者则蓄意歪曲为，这个新中国“包容了今天所言的宪政民主的一切普世价值”。对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尽管***反动当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怀叵测，作者则认为是“极大地推动了制宪和行宪的进程”，对于***反动政府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作者站在蒋政府的立场上，说虽然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仍属“合法大会”，而第二年公布并正式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揭示了主权在民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权力制衡制度等。”并称，从此，“中国进入‘行宪’阶段，即实行宪政”。而对于当年“国大代表”的所谓直选，作者引用***反动政府喉舌中央社的报道称，“中华民国约二亿五千万之选民将凭其自由意志之抉择，选举国大代表”，又引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称，“此事(指‘国大代表’直选)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进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必当发生至佳的影响。”作者如此热捧，他为谁说话，为谁张目，再清楚不过了。尔后，1948年3月到5月间，***反动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重击下，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反动派的肮脏龌龊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完全处在风雨飘摇状态之中。此时此际，蒋介石当选“总统”，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宪政民主制度”“终于确立”。作者为了给这个万夫所指的反动政府涂脂抹粉，打掩护，说，在这个国民政府执政党的***，“其性质是经过民选的”。这样的辩护真正是让人笑掉了大牙!独夫民贼的“当选”，居然是“民选”。有几个“民”呢?有哪些“民”呢?当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同胞，有几个“民”参加选举呢?时间只过了一年多，这个“民选”的政府，这个宪政民主制度就呼啦啦顷刻倾倒了。怎么这样经受不起呢?特别使人感到“妙意无穷”的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生根发芽结果，台湾终于实现了民主政治”。作者对***反动政权的本质讳莫如深，根本不敢提它丧尽民心、丧尽天良，节节溃退、仓皇出逃到台湾，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美元和美式武器装备的撑腰，才得以躲居一隅的这一段真实历史。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说起来是面对居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四忆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怎么落荒而逃到了台湾这个孤岛才生根发芽结果呢?才实现了民主政治呢?作者对此连一个字的评论也没有，心虚成这样，却还硬是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反动政权的忠诚度有多深!
从作者追溯中的所谓“宪政民主”的历史轨迹，可以看清楚，作者完全站大反对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指”出一条所谓的中国近代史的思路，并认为，“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专制社会指谁呢?满清政府本应算一个，但这个政府也还有许多“宪政民主”“醒目”的亮点;***反动政府是作者力捧唯恐不及的“民选”政权，也算不上;当下，能算上专制政府的，自然是中国***领导的人民政府无疑了。这就是作者的独特思路。那么，从专制社会又怎样转型到民主社会呢?作者提供的一条出路是***反动政权驻美国大使、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的一句话：“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真是画龙点睛啊!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全盘西化，把西方的一切政治制度、政治架构，什么多党制啦，议会啦，三权分立啦，一人一票直选制度啦……以及普世价值、西方式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一切的一切，统统括拉子都移植到中国来，宪政民主的全部“版图”在中国就得以全部实现了。中国就被转型成为和西方在政治体制、价值观诉求上一模一样的，全盘西化的民主国家了。这就是“燕文”和“王文”两位作者先生以及《炎黄春秋》编辑部诸位先生梦寐以求的美妙境界。
燕凌先生在他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招认：“这(指进行西方式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行西方式宪政民主)并不‘新’，却最必要，最实用”。不“新”，也就证明本文一开头提出的，《炎黄春秋》念来念去的是一本念滥了的烂经。“最必要，最实用”，那是对于作者和《炎黄春秋》的诸位先生们如此，而且不仅是“最必要、最实用”，恐怕还是“最迫切”;对于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来说，那则是最大一场灾难，最大一桩祸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西方式宪政民主，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亡灵，100多年来，多少人试过，统统失败。《炎黄春秋》硬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竖起黑幡，继续为亡灵招魂，等待他们的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命运吗?
(2012年7月12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4期)
来源： 环球视野 | 作者：万木春 | 点击：563 | 共1条评论| 时间：2012年9月02日 15:09
《炎黄春秋》对于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就是含情脉脉，就是万千钟爱加一身。一切文章、笔墨，说来说云就是推销西方式的宪政民主。每一期念来念云的就是那一本念滥了的烂经。人们替《炎黄春秋》设想，他们除了念这本烂经以外，还能念些什么别的吗?他们为什么死蹩着劲要把这本经念下去呢?原因不是别的，尽管这本经烂透了，对他们来说，却是太“要害”了。他们是以推倒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担当的。要担起这个当，必须念这本烂经。除此以外，别无代替。今年第七期《炎黄春秋》打头炮的文章是燕凌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简称“燕文”)，第二篇文章是王铁群写的“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的轨迹”(简称“王文”)。这是《炎黄春秋》西方式宪政民主念经嗫嚅上的最新版本的无力呻吟。
“燕文”从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提出的最初由起，讲了70年的演变、发展。作者认定，“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与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早已被事实证明为错误”，作者还对“十月革命为标志划分历史时代”提出“还能被认为是合乎实际的吗”的责问。作者认为，“苏式社会制度已经为历史证明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按作者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的命运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作者这里要说的是，这是由于***在会上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并且指出“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所致。显然，***按中国国情提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三权鼎立那一套，很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作者所谓“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含意盖在此。作者还说：***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还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的说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这里，作者反咬一口说：“几十年大量事实证明，这(指毛主席上述讲话和批评)才真正是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于是作者断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基本上还没有进行的时候，就宣告死亡”。作者的这一反咬一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作者从新民主主义的缘起到“死亡”的论述，表明作者对中国这一段近代史发展的认识上，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他不顾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随着形势推进，不断出现新的情况，一定时期党的历史任务的提出，又必须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随后有相应的变化，这是常识。如果早先确定的对形势的认识和任务的提出，不按照新的情况继续保持一成不变的话，怎么能有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怎么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时转向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得的辉煌胜利?在那一段对新中国至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无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还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中国党在当时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极其复杂的背景下，作出的正确决策。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并且取得了促进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性胜利的取得，我国才水到渠成地实现了向建设社会主义的转向。而作者在文中硬挑什么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没有进行就死亡的刺，只能说明作者不尊重历史事实，不从历史实际出发，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面，而使自己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而越益加深。述古是为了论今。纵论那一段历史，反咬一口也说，倒打一耙也好，都是为了托出当今的主张。那么，在作者看来，当下怎么办呢?作者认为，重申新民主主义不会有多少效力。当下，“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宪政民主”。讲了半天，文章的“眼”就在这里：进行西方式的政体改革，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这就是“出路”。这就是作者在文章第一句话说的：“中国向何处去近来又成为人们议论的题目”的答案。
“王文”在内容上同“燕文”同样“邪火”。它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宪政民主的纵向轨迹。从林则徐、魏源讲到洋务运动，讲西方宪政对中国的影响，称“戊戌变法是中国宪政民主的首次尝试”，历经百日而失败。讲晚清末年，清廷推行预备立宪，作者高调赞扬这是“中国迈向宪政民主过程中非常醒目的阶段。不论清廷主观动机如何，预备立宪在客观上使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中国整个社会向着宪政民主方向迈进。”显然，作者对于***透顶的晚清这个推进“宪政民主”的“醒目”表现是异常兴奋的。对于中华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凡具有一点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草根百姓没有半点民主、自由可言的灾难年代，作者则认为，那“倒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主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公民言论和思想自由空间的扩大”，等等。然后，作者讲到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宪政民主”的“启蒙”;而中华民国建立后的联省自治，则是“进行联邦主义的实践”。作者就八、九十年前中共“二大”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一历史插曲说了当今的事，说什么“很可能是中断千年不变的‘秦制’和解决台湾及边疆问题的正途”。那时有什么台湾问题，有什么边疆问题，边疆指什么，指新疆和西藏吗?“秦制”指什么，作者的种种潜台词，能说作者不是别有用心吗?到了抗战时期，不顾蒋介石反动当局倒行逆施，扼杀人民的民主、自由，中国***提出要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作者则蓄意歪曲为，这个新中国“包容了今天所言的宪政民主的一切普世价值”。对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尽管***反动当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怀叵测，作者则认为是“极大地推动了制宪和行宪的进程”，对于***反动政府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作者站在蒋政府的立场上，说虽然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仍属“合法大会”，而第二年公布并正式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揭示了主权在民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权力制衡制度等。”并称，从此，“中国进入‘行宪’阶段，即实行宪政”。而对于当年“国大代表”的所谓直选，作者引用***反动政府喉舌中央社的报道称，“中华民国约二亿五千万之选民将凭其自由意志之抉择，选举国大代表”，又引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称，“此事(指‘国大代表’直选)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进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必当发生至佳的影响。”作者如此热捧，他为谁说话，为谁张目，再清楚不过了。尔后，1948年3月到5月间，***反动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重击下，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反动派的肮脏龌龊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完全处在风雨飘摇状态之中。此时此际，蒋介石当选“总统”，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宪政民主制度”“终于确立”。作者为了给这个万夫所指的反动政府涂脂抹粉，打掩护，说，在这个国民政府执政党的***，“其性质是经过民选的”。这样的辩护真正是让人笑掉了大牙!独夫民贼的“当选”，居然是“民选”。有几个“民”呢?有哪些“民”呢?当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同胞，有几个“民”参加选举呢?时间只过了一年多，这个“民选”的政府，这个宪政民主制度就呼啦啦顷刻倾倒了。怎么这样经受不起呢?特别使人感到“妙意无穷”的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生根发芽结果，台湾终于实现了民主政治”。作者对***反动政权的本质讳莫如深，根本不敢提它丧尽民心、丧尽天良，节节溃退、仓皇出逃到台湾，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美元和美式武器装备的撑腰，才得以躲居一隅的这一段真实历史。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说起来是面对居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四忆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怎么落荒而逃到了台湾这个孤岛才生根发芽结果呢?才实现了民主政治呢?作者对此连一个字的评论也没有，心虚成这样，却还硬是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反动政权的忠诚度有多深!
从作者追溯中的所谓“宪政民主”的历史轨迹，可以看清楚，作者完全站大反对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指”出一条所谓的中国近代史的思路，并认为，“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专制社会指谁呢?满清政府本应算一个，但这个政府也还有许多“宪政民主”“醒目”的亮点;***反动政府是作者力捧唯恐不及的“民选”政权，也算不上;当下，能算上专制政府的，自然是中国***领导的人民政府无疑了。这就是作者的独特思路。那么，从专制社会又怎样转型到民主社会呢?作者提供的一条出路是***反动政权驻美国大使、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的一句话：“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真是画龙点睛啊!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全盘西化，把西方的一切政治制度、政治架构，什么多党制啦，议会啦，三权分立啦，一人一票直选制度啦……以及普世价值、西方式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一切的一切，统统括拉子都移植到中国来，宪政民主的全部“版图”在中国就得以全部实现了。中国就被转型成为和西方在政治体制、价值观诉求上一模一样的，全盘西化的民主国家了。这就是“燕文”和“王文”两位作者先生以及《炎黄春秋》编辑部诸位先生梦寐以求的美妙境界。
燕凌先生在他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招认：“这(指进行西方式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行西方式宪政民主)并不‘新’，却最必要，最实用”。不“新”，也就证明本文一开头提出的，《炎黄春秋》念来念去的是一本念滥了的烂经。“最必要，最实用”，那是对于作者和《炎黄春秋》的诸位先生们如此，而且不仅是“最必要、最实用”，恐怕还是“最迫切”;对于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来说，那则是最大一场灾难，最大一桩祸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西方式宪政民主，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亡灵，100多年来，多少人试过，统统失败。《炎黄春秋》硬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竖起黑幡，继续为亡灵招魂，等待他们的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命运吗?
(2012年7月12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