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民骐：关于当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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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插一句(陈.池.绛.阁) [197962:14955], 09:52:31 03/2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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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我最先是在红色中国网看到的)
一．关于当前历史形势的总的估计
重庆事变，对于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马列毛左派以及一般的革命、进步力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尽管发生了这个损失，目前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这个基本趋势决不因重庆事变而有丝毫的改变。时间，对左派有利，而对右派不利。
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不同于1989年，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可以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和反攻倒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的形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的初期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即将破产。经过几十年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虽然尚未彻底觉醒，然而已经相当觉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空前分裂。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无论发生怎样的波折，马列毛左派、无产阶级、一般革命和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临近、资产阶级统治困难日益增加并越来越难以应付；这一总的趋势是决不会改变的。
当然，在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总趋势不断发展的同时，事物从来不是沿着一成不变的趋势直线运动的，而总是要遵循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会有比较顺利的时期，也会有比较困难的时期。目前属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坚定立场、坚守信心，紧密依靠和联系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渡过暂时的困难，迎来革命形势加速发展的曙光。
二．重庆事变与目前的暂时困难
重庆事变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并且公开化的结果，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正是因为在过去几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力量对比初步发生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利的变化（反映为工人运动的初步兴起以及群众性的唱红、拥护毛主席活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红二代”以及国有企业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出现了向人民靠拢的倾向，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重庆）进行了有限的社会改良尝试。这些改良措施，给重庆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因而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以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和同情。
由于重庆改良尝试失败，在今后的一定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将受到一定的损失。首先，在重庆，右派反动势力预计将全面回潮。黑社会、黑律师以及依托黑社会和黑律师的一大批私人资本家将全面复活，并对劳动人民实施反攻倒算。重庆人民首当其冲。不仅资本家的剥削将变本加厉，一般劳动群众的生命财产也将朝不保夕。
在全国范围，资产阶级右派全面掌握政权后，势必全面推行国企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速度将取决于国企工人阶级的反抗程度，也取决于残余的国企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抵制程度。在最坏情况下，剩余的位于能源、铁路、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将在几年内基本私有化并为跨国公司所控制，使工人阶级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在资产阶级右派全面掌握政权后，也必然要加紧对马列毛左派和社会上的一般左派展开文化围剿。根据目前的国内外综合力量对比，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右派尚不敢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在一定的、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左派网站以及网上言论将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必然会受到种种骚扰，并为右派媒体和言论所包围。在最恶劣情况下，左派必须准备资产阶级右派撕去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伪装，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镇压。
由于当前总的历史形势以及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只要马列毛左派在精神上和实践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无论资产阶级采取怎样的伎俩，马列毛左派都必然能够挫败资产阶级的阴谋并立于不败之地。
三．重庆事变的积极影响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各方面都积累了所谓的“深层次矛盾”。要缓和这些矛盾，稳定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唯一的办法是资产阶级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向无产阶级出让自己的局部利益，以保全自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为此，资产阶级必须要与无产阶级妥协。所谓，妥协，不是开诸如“政治体制改革”一类的空头支票，而是资产阶级必须实实在在地拿出一些真金白银，向无产阶级做出大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致命的让步。实际上，这就是薄熙来所说的“共同富裕”。
然而，重庆事变说明，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某一派进行比较认真的社会改良。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实行认真改良并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性。一旦阶级矛盾激化，这种矛盾，就只能以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方式来解决。
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不仅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加强了，而且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激进化了。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对象从无产阶级扩大到小资产阶级，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陷入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老以及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其中一部分，在政治上激进化，成为马列毛左派的来源之一。
尽管如此，小资产阶级的主流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对在“体制内”解决各种矛盾抱有幻想。其中相当一部分，幻想着随着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并进而上升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也可以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水涨船高。然而，由于重庆事变以及世行报告事件，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入了极大的绝望，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严重加深。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立场的大批民族主义青年思想迅速左倾化。这样，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潜在同盟军就极大地扩大了。
重庆事变使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中国资产阶级内部有三种主要力量：“红二代”及国企官僚资本利益集团；主要与美欧帝国主义和跨国公司利益相联系的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和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目前掌握政权的是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他们与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共同构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右派。重庆事变后，随着国企全面私有化和军队领导权的易手，“红二代”的势力可能被全面边缘化。
目前，资产阶级右派的基本计划是对外全面投降美帝和跨国公司，对内顽固拒绝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少量蜻蜓点水、撒胡椒面式的“民生措施”除外）。而在基层，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腐朽，将全面依赖黑社会维持统治。
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及“红二代”面临被全面排挤的命运，一旦阶级矛盾全面激化，不排除资产阶级中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一部分，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靠拢，乃至参加革命阵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将对无产阶级有利。
四．危机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在经过约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已经近乎枯竭，危机爆发只是早晚的问题。一旦经济危机爆发，本已极端尖锐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将一发不可收拾，资产阶级统治将全面瓦解。这个论断，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实际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只要是搞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经济危机。而凡是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后，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比较大、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比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在比较大的危机发生以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其自身制度范围内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调整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还有一种可能是，资产阶级，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顽固地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改良，从而使阶级矛盾全面激化，并不得不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革命的形式来解决。统治阶级如果什么都不想失去，最终必然失去一切。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完全依靠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问题特别严重。然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依靠高投资、高出口，这个矛盾被暂时掩盖起来了。现在，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对外出口掩盖或者难以掩盖很久了。靠房地产泡沫支撑经济也非长久之计。在这种情况下，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不提高“内需”、增加“居民收入”，经济危机将势所难免。
问题是，怎样才能缓解当前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使中国资本主义避免发生比较大的危机呢（要完全避免经济危机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问题在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也不复杂。那就是，在资产阶级拥有十分巨大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由资产阶级将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让出来，用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或社会福利开支，既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又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所保留的剩余价值仍然足以保证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这实际上就是类似于美国大萧条以后罗斯福所进行的新政改良，一定意义上也是重庆模式所指引的方向。
就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来说，按国内生产总值50万亿元计算，目前劳动者收入约20万亿元，资本家财产收入和企业利润约15万亿元，政府初级分配收入（即政府间接税收入）约7.5万亿元，另外固定资产折旧约7.5万亿元。
据笔者估算，要解决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则劳动者收入至少需要从目前的约20万亿元增加到27.5万亿元（即由约占GDP的40%增加到约占55%；笔者作为专业经济学家，对这一估算结果负责，在此不详述有关推导、论证过程 ）。问题是，要给全国劳动者增加总收入7.5万亿元（大约相当于给城乡每个劳动者每年增收一万元），这笔钱由谁来出呢？
按照资本家和右派学者的如意算盘，这笔钱应当完全由政府来出。如果人们听信右派经济学家、南方报系的鼓噪，这些年来，又是“国进民退”，又是所谓“垄断利润”，还有“卖地敛财”，政府财政必然极其宽裕、富得流油。资本家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全是政府和国企压榨造成的。实际情况呢？
中国各级政府的间接税、直接税和各种财政收费相加，不过约10万亿元。即使加上国企利润，也不过约11万亿元。而政府开支中，仅各级官员、***即约5万亿元，其他各种日常公务开支约2.5万亿元，政府拥有的各种建筑和设备的折旧、日常维修以及军备开支又有约2.5万亿元。这10万亿元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必须要花，绝对不能省的。这还不算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所必须进行的调节各种宏观经济和社会矛盾所必要的开支，还不算国企为了维持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进行的投资。除非是要资产阶级政府破产，否则现在政府部门哪里有力量将“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到为“启动内需”所必要的水平？
要解决所谓内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要拿出真金白银。自己先富了，别忘了再培养一批“工人贵族”，实现“共同富裕”。如上所述，中国资产阶级经常性收入高达15万亿元。即使让出7.5万亿元，剩下的钱仍然足够资产阶级花天酒地。
然而，由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总的特点，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上述的理论上的改良可能性在现实中却转化为不可能性，从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最终只能以全面激化的方式来解决。
就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特点来说，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上升时代、成熟时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受挫、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各种反动潮流回光返照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已经进入了总危机、从世界历史角度来说即将崩溃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对此，本文不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笔者其他相关著作）。
就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来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受挫、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既不处于帝国主义和核心的地位，也不处于最外围的地位，而是属于半外围。
由于上述两个基本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财富大体上一分为三。大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另外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手中，他们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侵吞国有资产积累起来的。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才属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
跨国公司的财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是绝对不敢触动的。至于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掌握的财富，他们虽然财大气粗，但是谁也不愿意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做无偿牺牲。至于所谓中央，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来强制大官僚资本家服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这样，资产阶级所拥有的15万亿元的年收入里，只剩下一般私人资本家所掌握的约5万亿元可以触动。然而，即使是所有私人资本家倾家荡产，也拿不出社会改良所需要的7.5万亿元。不要说7.5万亿元，就是只要私人资本家拿出1万亿元，也足以让大批资本家破产并动摇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五．革命的来临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薄熙来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少有的、最卓越的政治家。薄熙来在重庆领导“唱红打黑”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心血来潮。第一，是由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其次，作为“红二代”的政治代表人物，薄熙来领导“唱红打黑”代表了“红二代”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反击。
资产阶级中的官僚买办大资本家集团，为了其本集团的狭隘利益，不惜牺牲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前途。由于在非法私有化中积累了亿万财富，资产阶级右派企图通过改旗易帜、与***切割并牺牲“红二代”的方式实现在政治上的完全合法性，并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巨额非法财富“洗白”。通过改旗易帜和消灭“红二代”，资产阶级右派又可以进一步将剩余的国有资产全部鲸吞干净（当然，也不排除给少数愿意投诚的“红二代”分一小杯羹）。面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咄咄攻势，“红二代”长期以来麻痹大意、无所作为。只是到了近年，已经退无可退，才勉强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反击。
如果仅仅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那么，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将不过是历史的过眼烟云，不仅无关历史大局，也难说是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事实是，薄熙来以及重庆模式，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斗争的产物，也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客观上，正是因为看到了马列毛左派以及一般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相对于无产阶级初步有利的变化，薄熙来才敢于唱红，以薄熙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一部分较有远见的人物才有了向劳动人民一边靠拢的动机。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这是当今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也是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产生的后果。
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或迟或早，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的觉悟就必然产生和提高，无产阶级就必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直至产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的基本原理，并且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发展符合这个历史规律。近年来，巴西、韩国等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符合这个规律。
就中国来说，目前非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60%，并且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2020年，可以达到70%，2030年，可以达到80%。预计到那时，无产阶级就将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根据中国工人运动目前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预期，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工人运动将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比较有把握的。
工人运动高潮一旦爆发，前途可能有两个：社会改良或是社会革命。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是，面对工人运动高潮，资产阶级可能做出一定的让步、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通过让步和改良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从而恢复稳定的阶级关系和正常的资本积累条件。在所有资产阶级学者看来，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无非也是这种前途。
然而，如上节所述，中国未来的工人运动高潮，将面临着全新的国外、国内历史条件。仅就国内方面来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必须对无产阶级做出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这种让步必须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必须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如多党制民主、独立工会等），而且是经济方面的。资产阶级不交出真金白银，则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反而可能激化原有的一切矛盾。这种让步，不仅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必须的，而且更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条件所必须的。
但是，现实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进行这样的社会改良，更是不愿意交出任何的真金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爆发；而且危机一旦爆发，则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很难恢复。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爆发的条件，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一旦资本主义危机爆发，而资产阶级又没有任何办法来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中国社会就必将出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
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经历过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
过去国企的老工人、老工人的后代以及现在国企的许多职工，既有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验，也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吃过二遍苦、受过二茬罪，又在反私有化斗争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因而往往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从内心深处向往社会主义。这是马列毛左派可以依靠的最基本的阶级力量，总人数在全国范围约达到一亿。
在私企“血汗工厂”遭受残酷剥削的新工人（学生工、农民工），目前已经发展到三、四亿人。在近几年的阶级斗争中，新工人已经表现出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斗争的能力。新工人在政治觉悟方面仍然处于比较空白的状态，这是由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统治仍然暂时稳定的现实所决定的。
一旦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并出现了革命形势。那么，完全可以预期，广大新工人的政治觉悟将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且在实际斗争中将受到老工人及老工人后代的影响和领导。
在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工人的领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突破各种陈规戒律的束缚，将斗争推进到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狭隘界限所无法容纳的范围，从而造就一个“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全新历史局面。
或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重庆事变的真正的、长远的历史意义才能够全部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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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插一句(陈.池.绛.阁) [197962:14955], 09:52:31 03/2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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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我最先是在红色中国网看到的)
一．关于当前历史形势的总的估计
重庆事变，对于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马列毛左派以及一般的革命、进步力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尽管发生了这个损失，目前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这个基本趋势决不因重庆事变而有丝毫的改变。时间，对左派有利，而对右派不利。
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不同于1989年，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可以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和反攻倒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的形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的初期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即将破产。经过几十年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虽然尚未彻底觉醒，然而已经相当觉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空前分裂。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无论发生怎样的波折，马列毛左派、无产阶级、一般革命和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临近、资产阶级统治困难日益增加并越来越难以应付；这一总的趋势是决不会改变的。
当然，在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总趋势不断发展的同时，事物从来不是沿着一成不变的趋势直线运动的，而总是要遵循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会有比较顺利的时期，也会有比较困难的时期。目前属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坚定立场、坚守信心，紧密依靠和联系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渡过暂时的困难，迎来革命形势加速发展的曙光。
二．重庆事变与目前的暂时困难
重庆事变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并且公开化的结果，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正是因为在过去几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力量对比初步发生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利的变化（反映为工人运动的初步兴起以及群众性的唱红、拥护毛主席活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红二代”以及国有企业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出现了向人民靠拢的倾向，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重庆）进行了有限的社会改良尝试。这些改良措施，给重庆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因而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以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和同情。
由于重庆改良尝试失败，在今后的一定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将受到一定的损失。首先，在重庆，右派反动势力预计将全面回潮。黑社会、黑律师以及依托黑社会和黑律师的一大批私人资本家将全面复活，并对劳动人民实施反攻倒算。重庆人民首当其冲。不仅资本家的剥削将变本加厉，一般劳动群众的生命财产也将朝不保夕。
在全国范围，资产阶级右派全面掌握政权后，势必全面推行国企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速度将取决于国企工人阶级的反抗程度，也取决于残余的国企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抵制程度。在最坏情况下，剩余的位于能源、铁路、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将在几年内基本私有化并为跨国公司所控制，使工人阶级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在资产阶级右派全面掌握政权后，也必然要加紧对马列毛左派和社会上的一般左派展开文化围剿。根据目前的国内外综合力量对比，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右派尚不敢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在一定的、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左派网站以及网上言论将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必然会受到种种骚扰，并为右派媒体和言论所包围。在最恶劣情况下，左派必须准备资产阶级右派撕去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伪装，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镇压。
由于当前总的历史形势以及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只要马列毛左派在精神上和实践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无论资产阶级采取怎样的伎俩，马列毛左派都必然能够挫败资产阶级的阴谋并立于不败之地。
三．重庆事变的积极影响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各方面都积累了所谓的“深层次矛盾”。要缓和这些矛盾，稳定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唯一的办法是资产阶级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向无产阶级出让自己的局部利益，以保全自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为此，资产阶级必须要与无产阶级妥协。所谓，妥协，不是开诸如“政治体制改革”一类的空头支票，而是资产阶级必须实实在在地拿出一些真金白银，向无产阶级做出大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致命的让步。实际上，这就是薄熙来所说的“共同富裕”。
然而，重庆事变说明，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某一派进行比较认真的社会改良。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实行认真改良并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性。一旦阶级矛盾激化，这种矛盾，就只能以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方式来解决。
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不仅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加强了，而且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激进化了。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对象从无产阶级扩大到小资产阶级，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陷入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老以及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其中一部分，在政治上激进化，成为马列毛左派的来源之一。
尽管如此，小资产阶级的主流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对在“体制内”解决各种矛盾抱有幻想。其中相当一部分，幻想着随着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并进而上升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也可以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水涨船高。然而，由于重庆事变以及世行报告事件，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入了极大的绝望，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严重加深。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立场的大批民族主义青年思想迅速左倾化。这样，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潜在同盟军就极大地扩大了。
重庆事变使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中国资产阶级内部有三种主要力量：“红二代”及国企官僚资本利益集团；主要与美欧帝国主义和跨国公司利益相联系的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和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目前掌握政权的是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他们与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共同构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右派。重庆事变后，随着国企全面私有化和军队领导权的易手，“红二代”的势力可能被全面边缘化。
目前，资产阶级右派的基本计划是对外全面投降美帝和跨国公司，对内顽固拒绝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少量蜻蜓点水、撒胡椒面式的“民生措施”除外）。而在基层，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腐朽，将全面依赖黑社会维持统治。
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及“红二代”面临被全面排挤的命运，一旦阶级矛盾全面激化，不排除资产阶级中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一部分，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靠拢，乃至参加革命阵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将对无产阶级有利。
四．危机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在经过约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已经近乎枯竭，危机爆发只是早晚的问题。一旦经济危机爆发，本已极端尖锐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将一发不可收拾，资产阶级统治将全面瓦解。这个论断，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实际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只要是搞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经济危机。而凡是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后，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比较大、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比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在比较大的危机发生以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其自身制度范围内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调整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还有一种可能是，资产阶级，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顽固地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改良，从而使阶级矛盾全面激化，并不得不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革命的形式来解决。统治阶级如果什么都不想失去，最终必然失去一切。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完全依靠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问题特别严重。然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依靠高投资、高出口，这个矛盾被暂时掩盖起来了。现在，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对外出口掩盖或者难以掩盖很久了。靠房地产泡沫支撑经济也非长久之计。在这种情况下，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不提高“内需”、增加“居民收入”，经济危机将势所难免。
问题是，怎样才能缓解当前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使中国资本主义避免发生比较大的危机呢（要完全避免经济危机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问题在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也不复杂。那就是，在资产阶级拥有十分巨大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由资产阶级将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让出来，用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或社会福利开支，既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又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所保留的剩余价值仍然足以保证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这实际上就是类似于美国大萧条以后罗斯福所进行的新政改良，一定意义上也是重庆模式所指引的方向。
就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来说，按国内生产总值50万亿元计算，目前劳动者收入约20万亿元，资本家财产收入和企业利润约15万亿元，政府初级分配收入（即政府间接税收入）约7.5万亿元，另外固定资产折旧约7.5万亿元。
据笔者估算，要解决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则劳动者收入至少需要从目前的约20万亿元增加到27.5万亿元（即由约占GDP的40%增加到约占55%；笔者作为专业经济学家，对这一估算结果负责，在此不详述有关推导、论证过程 ）。问题是，要给全国劳动者增加总收入7.5万亿元（大约相当于给城乡每个劳动者每年增收一万元），这笔钱由谁来出呢？
按照资本家和右派学者的如意算盘，这笔钱应当完全由政府来出。如果人们听信右派经济学家、南方报系的鼓噪，这些年来，又是“国进民退”，又是所谓“垄断利润”，还有“卖地敛财”，政府财政必然极其宽裕、富得流油。资本家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全是政府和国企压榨造成的。实际情况呢？
中国各级政府的间接税、直接税和各种财政收费相加，不过约10万亿元。即使加上国企利润，也不过约11万亿元。而政府开支中，仅各级官员、***即约5万亿元，其他各种日常公务开支约2.5万亿元，政府拥有的各种建筑和设备的折旧、日常维修以及军备开支又有约2.5万亿元。这10万亿元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必须要花，绝对不能省的。这还不算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所必须进行的调节各种宏观经济和社会矛盾所必要的开支，还不算国企为了维持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进行的投资。除非是要资产阶级政府破产，否则现在政府部门哪里有力量将“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到为“启动内需”所必要的水平？
要解决所谓内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要拿出真金白银。自己先富了，别忘了再培养一批“工人贵族”，实现“共同富裕”。如上所述，中国资产阶级经常性收入高达15万亿元。即使让出7.5万亿元，剩下的钱仍然足够资产阶级花天酒地。
然而，由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总的特点，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上述的理论上的改良可能性在现实中却转化为不可能性，从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最终只能以全面激化的方式来解决。
就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特点来说，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上升时代、成熟时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受挫、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各种反动潮流回光返照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已经进入了总危机、从世界历史角度来说即将崩溃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对此，本文不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笔者其他相关著作）。
就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来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受挫、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既不处于帝国主义和核心的地位，也不处于最外围的地位，而是属于半外围。
由于上述两个基本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财富大体上一分为三。大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另外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手中，他们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侵吞国有资产积累起来的。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才属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
跨国公司的财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是绝对不敢触动的。至于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掌握的财富，他们虽然财大气粗，但是谁也不愿意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做无偿牺牲。至于所谓中央，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来强制大官僚资本家服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这样，资产阶级所拥有的15万亿元的年收入里，只剩下一般私人资本家所掌握的约5万亿元可以触动。然而，即使是所有私人资本家倾家荡产，也拿不出社会改良所需要的7.5万亿元。不要说7.5万亿元，就是只要私人资本家拿出1万亿元，也足以让大批资本家破产并动摇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五．革命的来临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薄熙来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少有的、最卓越的政治家。薄熙来在重庆领导“唱红打黑”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心血来潮。第一，是由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其次，作为“红二代”的政治代表人物，薄熙来领导“唱红打黑”代表了“红二代”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反击。
资产阶级中的官僚买办大资本家集团，为了其本集团的狭隘利益，不惜牺牲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前途。由于在非法私有化中积累了亿万财富，资产阶级右派企图通过改旗易帜、与***切割并牺牲“红二代”的方式实现在政治上的完全合法性，并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巨额非法财富“洗白”。通过改旗易帜和消灭“红二代”，资产阶级右派又可以进一步将剩余的国有资产全部鲸吞干净（当然，也不排除给少数愿意投诚的“红二代”分一小杯羹）。面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咄咄攻势，“红二代”长期以来麻痹大意、无所作为。只是到了近年，已经退无可退，才勉强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反击。
如果仅仅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那么，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将不过是历史的过眼烟云，不仅无关历史大局，也难说是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事实是，薄熙来以及重庆模式，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斗争的产物，也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客观上，正是因为看到了马列毛左派以及一般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相对于无产阶级初步有利的变化，薄熙来才敢于唱红，以薄熙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一部分较有远见的人物才有了向劳动人民一边靠拢的动机。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这是当今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也是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产生的后果。
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或迟或早，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的觉悟就必然产生和提高，无产阶级就必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直至产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的基本原理，并且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发展符合这个历史规律。近年来，巴西、韩国等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符合这个规律。
就中国来说，目前非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60%，并且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2020年，可以达到70%，2030年，可以达到80%。预计到那时，无产阶级就将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根据中国工人运动目前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预期，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工人运动将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比较有把握的。
工人运动高潮一旦爆发，前途可能有两个：社会改良或是社会革命。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是，面对工人运动高潮，资产阶级可能做出一定的让步、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通过让步和改良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从而恢复稳定的阶级关系和正常的资本积累条件。在所有资产阶级学者看来，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无非也是这种前途。
然而，如上节所述，中国未来的工人运动高潮，将面临着全新的国外、国内历史条件。仅就国内方面来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必须对无产阶级做出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这种让步必须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必须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如多党制民主、独立工会等），而且是经济方面的。资产阶级不交出真金白银，则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反而可能激化原有的一切矛盾。这种让步，不仅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必须的，而且更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条件所必须的。
但是，现实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进行这样的社会改良，更是不愿意交出任何的真金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爆发；而且危机一旦爆发，则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很难恢复。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爆发的条件，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一旦资本主义危机爆发，而资产阶级又没有任何办法来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中国社会就必将出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
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经历过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
过去国企的老工人、老工人的后代以及现在国企的许多职工，既有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验，也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吃过二遍苦、受过二茬罪，又在反私有化斗争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因而往往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从内心深处向往社会主义。这是马列毛左派可以依靠的最基本的阶级力量，总人数在全国范围约达到一亿。
在私企“血汗工厂”遭受残酷剥削的新工人（学生工、农民工），目前已经发展到三、四亿人。在近几年的阶级斗争中，新工人已经表现出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斗争的能力。新工人在政治觉悟方面仍然处于比较空白的状态，这是由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统治仍然暂时稳定的现实所决定的。
一旦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并出现了革命形势。那么，完全可以预期，广大新工人的政治觉悟将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且在实际斗争中将受到老工人及老工人后代的影响和领导。
在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工人的领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突破各种陈规戒律的束缚，将斗争推进到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狭隘界限所无法容纳的范围，从而造就一个“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全新历史局面。
或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重庆事变的真正的、长远的历史意义才能够全部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