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采
早在两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尊敬的温总理，叫我如何相信您》http://www.cqautofan.com/viewthread.php?tid=210672&page=1。现在，***总理快要交班了。我已经是懒得再问，懒得再说了。但是，对于薄熙来，对于重庆，我还是寄予了一些希望的。所以，当***在谈到王立军事件时，称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我以为这是对的。我还以为，该反思的，绝不应该仅仅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还包括整个左派，整个中国；而该反思的事情，也绝不仅仅是王立军事件，更应该包括中国的道路。不管***的反思、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反思、我的反思或者其他人的反思是否一致，总之，这种反思是必须的。下面，我从阶级的角度、主义的角度、路线的角度，谈一谈我对重庆王立军事件以及中国道路的反思，与大家商榷。
我在回答杨帆关于派系划分的文章中曾经谈到：
“称得上治理国家的纲的，我以为不仅仅是路线亦即经济所有制，同时，还得有落实所有制的体制。前者说的是国体，后者说的是政体。两个，一个都不能少。由此推开，经济所有制有：完全的公有制、完全的私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私有制、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四种。体制分为：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和宪政体制两种。四种所有制性质与两种体制相结合，就产生了八种社会形态。自然，我们对于各派的划分，也是离不开这几个方面。
1、完全的公有制或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私有制加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就是***时期的党国官僚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违背了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原理》、违背了巴黎公社原则，实践检验是失败的，行不通的。依然持有这种观点的是当局社改派。
2、完全的私有制或者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加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亦即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干资本主义。这就是三十年的特色路线。实践证明，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天谴人怨，如强弩之末，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依然持有这种观点的是当局特色派。
3、完全的私有制或者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加宪政。这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持有这种主张的，他们无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强大，无视国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无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一意孤行地坚持在中国补资本主义的课。殊不知，这是绝无可能的。三十多年的实践，早已宣布了这一条路线的彻底破产。依然持有这种观点的是当局西化派。
4、完全的公有制加宪政，这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持有这样的主张的人有一些，但不多，可以不去管它。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私有制加宪政，叫初级社会主义宪政或者新民主主义宪政或者叫半社会主义。他们主张只把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当前的革命对象，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目前来说，还是无产阶级团结的对象，是下一步革命的对象，现在，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力量干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革命前途是建立以无产阶级的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非公有制的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只有在这个目标实现以后，方能开启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向着更高级的宪政社会主义迈进。我以为，这是中国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因此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大争论、大革命，具有世界的意义”。
依照这样的划分来看，社会上经常被提到的团派，应该是介于当局特色派和西化派之间或二者兼而有之，而所谓的太子党派，应该是介于当局特色派和当局社改派之间或二者兼而有之。前者，眼看修正主义道路已经是强弩之末，想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旗易帜，实现全盘西化。后者，同样看到了修正主义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企图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回归社会主义，或者是对修正主义进行改良，充其量是改良主义，如重庆。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和主义斗争。对此，早在九十年党庆前夕，第五代智囊张木生接受共识网主管的采访时就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说：“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充满信心地预言“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未来的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和现在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之间的矛盾斗争，跃然纸上。
但是，我在上面已经说了，无论是干修正主义、党国官僚社会主义还是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这三条道路，无论哪一条，都是死路。修正主义、党国官僚社会主义、全盘西化，自不必再提。单说重庆做法，一没有改变经济制度，二没有改革政治体制，实际就是修正主义路线下的改良主义。透过王立军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容不得王立军，容不得薄熙来。在此，特别提请大家引起注意的是，与王立军、薄熙来作对的，绝不仅仅是团派，还包括太子党内的官僚特权派、太子党内的贪腐派、全盘西化派和国外企图肢解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派。因为王立军、薄熙来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攻击王立军和薄熙来。打掉王立军，搬倒薄熙来，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王立军事件，本身就是一次力量的大博弈。试想，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重庆又能怎么样？是否意味着“重庆模式”彻底夭折了？我看，这是毫无疑义的。
退一步讲，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薄熙来一方最终胜利了，进了中央，那么请问，从全局来说，***用文革的办法都没有能够解决好的大官特权问题，走资派的问题，你薄熙来用重庆办法能够化解得了么？再退一步，你薄熙来用重庆办法解决了这些难题。但薄熙来之后呢？其情形，犹如***百年之后，你薄熙来还管得了么？你中国能够跳出朝代兴衰周期率么？
所以我说，重庆的改良主义，一不可持续，二不可复制。重庆乃至于中国要想实现彻底的改变，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抛却改良主义，拾起革命主义，铲除官僚专制主义，实现宪政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选择。王立军事件给全国的改良主义者（包括薄熙来、王立军）敲响了警钟，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王立军、薄熙来一边倒的支持态度，也应该让他们看到了其革命依靠之所在。
参见：
李文采：就“重归新民主主义”与张木生先生商榷
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1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