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先生是中国的有心人，他对“那些在1900年到1901年间侵入中国的人，百年以来一直在混淆着最本质的历史事实”不以为然，遂於千禧伊始奋笔写出力作《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是书第四章翠扳指——鼓楼下的‘抢劫风格’一节特别记述了八国联军铁蹄下帝国女儿的反抗精神：
“作为义和团的辅助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的首领却落在联军手里。那是在天津城防崩溃的时候，她们带领三千女子撤离火线。正首领是个名叫林黑儿的船家女，手下的女儿们个个红衣红裤红灯笼。当她们撤退到河边乘上一条小船的时候，联军得知小船上是三个让义和团青年为之倾倒的红灯照首领，于是派出重兵将小船包围。三个女儿家在最后时刻跳河自尽，联军官兵纷纷下水抢功，结果正首领林黑儿死亡，两个副首领董二姑和刘三姑被联军送进医院救活。
两个红灯照的女首领身穿黑色内衣，外披五色绫罗绣着金纹法袍。这是她们的‘军装’。为了防止她们再次自杀，联军施行了严密的看护，并且强迫她们进食，然后把她们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笼子周围围观的中国百姓人山人海，大清帝国年轻女儿的那张依稀还能看出青春年华的脸上全是悲愤。联军给董二姑和刘三姑从不同的侧面拍了许多照片，然后各自寄回国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圣母。
《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一个帝国的省级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当做公开展览并且收取参观门票的某种稀罕动物，这对千百年来一直把洋人称为‘夷’的中国人是一个悲哀的讽刺。
帝国的大员‘死于西夷’，但两个帝国女儿的下落却不见踪影。一介草民没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正史。有野史说，她们被送到西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展览’，在西方人对此失去兴趣之后，她们被卖到了妓院。还有笔记史料说，她们很快就在天津被联军秘密处决了。
年轻的帝国女儿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令人神往。她们全部的妩媚来自于这样的一句战斗口号：‘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这样的口号，竟然从帝国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农家女儿口中喊出，同时，一无所有的她们情愿不顾千年闺阁古训而为之抛头露面并且生死由他，这怎能不令人对数千年来趾高气扬地统治着一切的中国男人们产生一种难以明状的轻蔑。”
这些帝国女儿“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的战斗誓言，让人想起王树增轻蔑的中国男人1895年跨过东洋到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九款后段的离奇规定：
“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且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什么意思呢？就是认“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之战”（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语）的大日本天皇严禁你满清氏处罚助日之汉奸也。以一枝健笔拆穿国际资本在华阴谋勾当的中国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分析说：
“日本之所以要强制中国政府接受这一条款，是因为汉奸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日本舰队是跨海作战，燃煤消耗巨大，如果不能从中国当地获得燃煤供应，日本舰队根本无法持续作战，这是关系到甲午海战胜负的关键。结果是当时宰相李鸿章子女开办的贸易公司向日本舰队提供燃煤，帮助日本舰队打败了中国的北洋水师。”
“甲午海战再次印证了此前我们反复强调的那个基本观点——中国从来没有败于外敌，无一例外地全都是败于汉奸，历史上日本敢于多次侵略中国，所凭借的也是汉奸，抗战时期所有日本炮楼里的汉奸，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日本人，无一例外。中日甲午战争，如果没有洋务运动造成的大量买办资本和外资经济做内应，日本舰队绝不可能战胜北洋水师。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是封建性国家战胜买办性国家的典型战例。封建国家、封建制度之所以能够打败买办国家、买办制度，就在于封建国家没有勾结外敌的买办汉奸，而买办国家的精英集团，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上与帝国主义是依附关系，在军事上就必然会勾结和投靠帝国主义。这就是历史上除***时代之外，无论什么国家哪怕是再糟糕的国家，都能够打败中国的根本原因。”
其所点破“当时宰相李鸿章子女开办的贸易公司向日本舰队提供燃煤”的通敌丑闻见诸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
“至海上有事，米煤例不准出口，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于倭人，候补道张鸿禄为之经手，绝不避讳。倭商定开平煤三万吨，战事以兴，局员拟不售给，而李鸿章乃谓订买在未失和之先，且促其速交，满载而去。其畏敌乎？其媚敌乎？反复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见。”
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
“在英、法、日本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李鸿章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其子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倭王之女拜伊为义父，情意亲密。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
日、华官僚资本既如此你侬我侬，别说“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事属不可能，就是五十年后中国付出军民伤亡3600万人的惨痛代价赢得抗战胜利，光头男人辖下的中华民国政府1952年4月28日在跟日本鬼子签订的《中日和约议定书》中照样以白纸黑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把联盟国坚持：“日本应赔偿联盟国战争中所生的一切损害与痛苦”（见《旧金山和约》）的权益化为乌有。
从百年前帝国女儿誓死“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到一世纪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以《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声讨鬼子否认南京大屠杀且以身殉，映照了李鸿章以下趾高气扬统治一切的中国男人是多么地不堪。
前年初秋在美国航母近逼京畿的配合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对中国露出侵略本性：
“尖阁列岛（即‘钓鱼台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中国方面主张的领土问题。”、“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我们一直有效地控制着这片岛屿。”
同年9月17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对《华尔街日报》露骨地称在钓鱼岛逮捕中国渔民、扣押审判中国船长：“只是一个发生在日本的妨碍执行公务的事情，这件事基于日本法律得到了处理。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是如何对这件事作出反应。”显然曾屠戮无数中国军民的日本刺刀已狠狠深入中国的主权。
相对于东洋军刀声霍霍，人们看到早三个半月前一位喜吟诗诵词的中国男人对日本NHK温情告白：
“时隔三年，我再次访问日本，心里非常高兴。我愿意通过NHK电视台向广大日本民众表示问候。如果说三年以前是‘融冰之旅”，三年后，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这次访问我们可以叫做‘信心与希望之旅”。”
“我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四场民间外交。第一场是在日中友好七团体和侨界四团体的欢迎晚宴上，我用‘心’发表了一篇即席演讲。第二场是在日本经济界团体欢迎午餐会上，我用‘理’发表了一篇即席演讲。第三场是同两国文化界人士座谈的时候，我用‘情’同他们交流。第四场是在同日本民众和学生接触中，我用‘行’与他们交流。通过这四场活动，我感觉到，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灵和感情是可以沟通的，中日合作是有着广阔前景的。现在，中日两国经济紧密相联，谁也离不开谁。我们还要加强文化和人文交往，这是我们友谊的根，是我们友好的基础。现在看来，我访问的目的达到了，访问是成功的。”
他还强调：
“三年前我访问日本，在国会演讲时，赢得11次掌声，直到我离开国会大厅，走到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掌声不断。在从东京到京都的路上，我看到日本国民自发地站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
真有点像李鸿章家族与倭人间的“情意亲密”也。无论让人轻蔑的中国男人赢得日人多少次掌声，也不管其如何吹嘘“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灵和感情是可以沟通的，中日合作是有着广阔前景的”，都掩饰不了日本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钓鱼台列岛，而支那却不敢发兵收回失土的事实真相，“其畏敌乎？其媚敌乎？”
张纯如因揭发鬼子残暴丑行而收到来自日本右翼的两颗子弹，相对常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口头禅者却以跨过东洋到日本国会演讲，“直到我离开国会大厅，走到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掌声不断”而沾沾自喜。高分贝宣称：“为政者要清廉，做人要清廉”、“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者，是否也该反省：“老婆钻石恒久远，儿子卫星放长线，小婿地产大无边，兄弟煤矿财不断”跟“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对得上嘴吗？
“作为义和团的辅助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的首领却落在联军手里。那是在天津城防崩溃的时候，她们带领三千女子撤离火线。正首领是个名叫林黑儿的船家女，手下的女儿们个个红衣红裤红灯笼。当她们撤退到河边乘上一条小船的时候，联军得知小船上是三个让义和团青年为之倾倒的红灯照首领，于是派出重兵将小船包围。三个女儿家在最后时刻跳河自尽，联军官兵纷纷下水抢功，结果正首领林黑儿死亡，两个副首领董二姑和刘三姑被联军送进医院救活。
两个红灯照的女首领身穿黑色内衣，外披五色绫罗绣着金纹法袍。这是她们的‘军装’。为了防止她们再次自杀，联军施行了严密的看护，并且强迫她们进食，然后把她们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笼子周围围观的中国百姓人山人海，大清帝国年轻女儿的那张依稀还能看出青春年华的脸上全是悲愤。联军给董二姑和刘三姑从不同的侧面拍了许多照片，然后各自寄回国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圣母。
《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一个帝国的省级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当做公开展览并且收取参观门票的某种稀罕动物，这对千百年来一直把洋人称为‘夷’的中国人是一个悲哀的讽刺。
帝国的大员‘死于西夷’，但两个帝国女儿的下落却不见踪影。一介草民没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正史。有野史说，她们被送到西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展览’，在西方人对此失去兴趣之后，她们被卖到了妓院。还有笔记史料说，她们很快就在天津被联军秘密处决了。
年轻的帝国女儿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令人神往。她们全部的妩媚来自于这样的一句战斗口号：‘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这样的口号，竟然从帝国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农家女儿口中喊出，同时，一无所有的她们情愿不顾千年闺阁古训而为之抛头露面并且生死由他，这怎能不令人对数千年来趾高气扬地统治着一切的中国男人们产生一种难以明状的轻蔑。”
这些帝国女儿“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的战斗誓言，让人想起王树增轻蔑的中国男人1895年跨过东洋到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九款后段的离奇规定：
“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且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什么意思呢？就是认“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之战”（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语）的大日本天皇严禁你满清氏处罚助日之汉奸也。以一枝健笔拆穿国际资本在华阴谋勾当的中国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分析说：
“日本之所以要强制中国政府接受这一条款，是因为汉奸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日本舰队是跨海作战，燃煤消耗巨大，如果不能从中国当地获得燃煤供应，日本舰队根本无法持续作战，这是关系到甲午海战胜负的关键。结果是当时宰相李鸿章子女开办的贸易公司向日本舰队提供燃煤，帮助日本舰队打败了中国的北洋水师。”
“甲午海战再次印证了此前我们反复强调的那个基本观点——中国从来没有败于外敌，无一例外地全都是败于汉奸，历史上日本敢于多次侵略中国，所凭借的也是汉奸，抗战时期所有日本炮楼里的汉奸，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日本人，无一例外。中日甲午战争，如果没有洋务运动造成的大量买办资本和外资经济做内应，日本舰队绝不可能战胜北洋水师。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是封建性国家战胜买办性国家的典型战例。封建国家、封建制度之所以能够打败买办国家、买办制度，就在于封建国家没有勾结外敌的买办汉奸，而买办国家的精英集团，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上与帝国主义是依附关系，在军事上就必然会勾结和投靠帝国主义。这就是历史上除***时代之外，无论什么国家哪怕是再糟糕的国家，都能够打败中国的根本原因。”
其所点破“当时宰相李鸿章子女开办的贸易公司向日本舰队提供燃煤”的通敌丑闻见诸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
“至海上有事，米煤例不准出口，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于倭人，候补道张鸿禄为之经手，绝不避讳。倭商定开平煤三万吨，战事以兴，局员拟不售给，而李鸿章乃谓订买在未失和之先，且促其速交，满载而去。其畏敌乎？其媚敌乎？反复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见。”
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
“在英、法、日本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李鸿章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其子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倭王之女拜伊为义父，情意亲密。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
日、华官僚资本既如此你侬我侬，别说“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事属不可能，就是五十年后中国付出军民伤亡3600万人的惨痛代价赢得抗战胜利，光头男人辖下的中华民国政府1952年4月28日在跟日本鬼子签订的《中日和约议定书》中照样以白纸黑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把联盟国坚持：“日本应赔偿联盟国战争中所生的一切损害与痛苦”（见《旧金山和约》）的权益化为乌有。
从百年前帝国女儿誓死“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到一世纪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以《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声讨鬼子否认南京大屠杀且以身殉，映照了李鸿章以下趾高气扬统治一切的中国男人是多么地不堪。
前年初秋在美国航母近逼京畿的配合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对中国露出侵略本性：
“尖阁列岛（即‘钓鱼台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中国方面主张的领土问题。”、“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我们一直有效地控制着这片岛屿。”
同年9月17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对《华尔街日报》露骨地称在钓鱼岛逮捕中国渔民、扣押审判中国船长：“只是一个发生在日本的妨碍执行公务的事情，这件事基于日本法律得到了处理。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是如何对这件事作出反应。”显然曾屠戮无数中国军民的日本刺刀已狠狠深入中国的主权。
相对于东洋军刀声霍霍，人们看到早三个半月前一位喜吟诗诵词的中国男人对日本NHK温情告白：
“时隔三年，我再次访问日本，心里非常高兴。我愿意通过NHK电视台向广大日本民众表示问候。如果说三年以前是‘融冰之旅”，三年后，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这次访问我们可以叫做‘信心与希望之旅”。”
“我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四场民间外交。第一场是在日中友好七团体和侨界四团体的欢迎晚宴上，我用‘心’发表了一篇即席演讲。第二场是在日本经济界团体欢迎午餐会上，我用‘理’发表了一篇即席演讲。第三场是同两国文化界人士座谈的时候，我用‘情’同他们交流。第四场是在同日本民众和学生接触中，我用‘行’与他们交流。通过这四场活动，我感觉到，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灵和感情是可以沟通的，中日合作是有着广阔前景的。现在，中日两国经济紧密相联，谁也离不开谁。我们还要加强文化和人文交往，这是我们友谊的根，是我们友好的基础。现在看来，我访问的目的达到了，访问是成功的。”
他还强调：
“三年前我访问日本，在国会演讲时，赢得11次掌声，直到我离开国会大厅，走到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掌声不断。在从东京到京都的路上，我看到日本国民自发地站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
真有点像李鸿章家族与倭人间的“情意亲密”也。无论让人轻蔑的中国男人赢得日人多少次掌声，也不管其如何吹嘘“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灵和感情是可以沟通的，中日合作是有着广阔前景的”，都掩饰不了日本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钓鱼台列岛，而支那却不敢发兵收回失土的事实真相，“其畏敌乎？其媚敌乎？”
张纯如因揭发鬼子残暴丑行而收到来自日本右翼的两颗子弹，相对常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口头禅者却以跨过东洋到日本国会演讲，“直到我离开国会大厅，走到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掌声不断”而沾沾自喜。高分贝宣称：“为政者要清廉，做人要清廉”、“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者，是否也该反省：“老婆钻石恒久远，儿子卫星放长线，小婿地产大无边，兄弟煤矿财不断”跟“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对得上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