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看山：王铮是西方人权标准的试金石
不同于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陈光诚们稍稍受到一点委屈和打压，西方媒体就义愤填膺，西方官员就频频表态、施压，逼迫中国政府让步；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女教师王铮销声匿迹已有20多天，迄今渺无音信，而西方的政界和舆论界一片沉寂，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选择沉默，选择视而不见，只有几家媒体试图采访，联系不上也就作罢。
同样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为什么对中国“人权问题”一直表现极端热切的西方政界和媒体，此次却显露出截然不同的面孔？这当然是因为人权被践踏的对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陈光诚等人，都是西方普世价值的鼓吹者，是西方利益的同路人；而王铮支持主张中国走自己独立道路的薄熙来，其政治立场对西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可见，西方对“人权”的关注也是选择性的。他们手中举的牌子是“人权”，心中衡量的标准却是“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看不到半点“普世”。与其说他们是关心中国的人权，不如说他们是以此方式选拔、培育和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别动队，人权只是道具。作为外国政府，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可怕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也莫不如此——可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确实是一种比之核武器更加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就像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样。
面对“另一些人”的人权遭到侵害，这一回西方不但没有“仗义”援手，反而还落井下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当“乌有之乡”顶着巨大压力发表对薄熙来事件的看法和声明时，西方主流舆论竟然众口一词宣称：“乌有之乡”这样做是“为了自保”——世界上有这样“自保”的吗？这样做又如何能达到“自保”的目的？除了招致更大的压力和打击外，“乌有之乡”还能得到什么？与此同时，一个一直被主流学术界视为头脑混乱、没有理性的下三滥学者，突然之间成了香饽饽，对他话语中充斥的逻辑混乱和理性缺失，学术界和舆论界突然视而不见，因为这个人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选择：当“乌有之乡”被查封和禁言后，他以“乌有之乡”创始人的身份站出来，举证“乌有之乡”的“邪恶”。虽然他所谓“创始人”的身份早已经被证伪，但这丝毫也不妨碍西方媒体反复炒作“创始人揭露乌有之乡变邪教”。
从这里也可看出，西方要的其实只是一个道具、一个幌子，他们甚至都不怎么在意自己的道具是否整洁、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如果真是要促进中国的人权保障，王铮的意义远非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和陈光诚可比，或许只有当年的张志新才可与之接近。但张志新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方需要树典型而作的标榜所致，就像焦裕禄、雷锋一样。王铮的影响力，则完全因为她自己，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她就是这样影响了国家的时局，拷问着许多人的内心，改变了不少人行为的方式和尺度。
更重要的是，王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殉道者。在当下中国，右翼不乏勇于牺牲的人，甚至数量远多于左翼。但是，左右面对的险境是不一样的。右倾激进固然也有风险，但这种风险有其底线，因为有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之兜底；而且这种风险还伴随着机会——说不定突然就出名成了英雄，得个诺奖、弗奖什么的，至不济也可逍遥海外，像焦国标、陈光诚一样。而左倾的风险却没有任何底线的支撑，不但风险更大，而且不可能兑换成任何的机会或利益，因为没有“另一个美国”为左翼提供这种空间与资源（由此也可理解右翼对“民主美国”的感情）。没有了对利益的期盼，左翼的牺牲就是纯粹的赴难，而且得不到右翼主导的主流舆论的关注和同情，只会有不少人出来争吃人血馒头。所以，思想界的现状是，右比左表现得更勇敢，更勇于激进。这不是由价值的倾向造成的，而是由人性的趋利避害决定的——任何人都有现实一面，即使是那些站出来勇敢担当的人，也只是放大了自己心中理想的一面；现实的一面依然存在，并且在默默影响着行为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更见得王铮的难能可贵。在今天，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成就，构成了一座丰碑——不需要人为雕塑，不需要有人喝彩，她就矗立在那里，孤独却有光芒。
不同于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陈光诚们稍稍受到一点委屈和打压，西方媒体就义愤填膺，西方官员就频频表态、施压，逼迫中国政府让步；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女教师王铮销声匿迹已有20多天，迄今渺无音信，而西方的政界和舆论界一片沉寂，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选择沉默，选择视而不见，只有几家媒体试图采访，联系不上也就作罢。
同样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为什么对中国“人权问题”一直表现极端热切的西方政界和媒体，此次却显露出截然不同的面孔？这当然是因为人权被践踏的对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陈光诚等人，都是西方普世价值的鼓吹者，是西方利益的同路人；而王铮支持主张中国走自己独立道路的薄熙来，其政治立场对西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可见，西方对“人权”的关注也是选择性的。他们手中举的牌子是“人权”，心中衡量的标准却是“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看不到半点“普世”。与其说他们是关心中国的人权，不如说他们是以此方式选拔、培育和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别动队，人权只是道具。作为外国政府，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可怕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也莫不如此——可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确实是一种比之核武器更加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就像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样。
面对“另一些人”的人权遭到侵害，这一回西方不但没有“仗义”援手，反而还落井下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当“乌有之乡”顶着巨大压力发表对薄熙来事件的看法和声明时，西方主流舆论竟然众口一词宣称：“乌有之乡”这样做是“为了自保”——世界上有这样“自保”的吗？这样做又如何能达到“自保”的目的？除了招致更大的压力和打击外，“乌有之乡”还能得到什么？与此同时，一个一直被主流学术界视为头脑混乱、没有理性的下三滥学者，突然之间成了香饽饽，对他话语中充斥的逻辑混乱和理性缺失，学术界和舆论界突然视而不见，因为这个人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选择：当“乌有之乡”被查封和禁言后，他以“乌有之乡”创始人的身份站出来，举证“乌有之乡”的“邪恶”。虽然他所谓“创始人”的身份早已经被证伪，但这丝毫也不妨碍西方媒体反复炒作“创始人揭露乌有之乡变邪教”。
从这里也可看出，西方要的其实只是一个道具、一个幌子，他们甚至都不怎么在意自己的道具是否整洁、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如果真是要促进中国的人权保障，王铮的意义远非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和陈光诚可比，或许只有当年的张志新才可与之接近。但张志新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方需要树典型而作的标榜所致，就像焦裕禄、雷锋一样。王铮的影响力，则完全因为她自己，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她就是这样影响了国家的时局，拷问着许多人的内心，改变了不少人行为的方式和尺度。
更重要的是，王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殉道者。在当下中国，右翼不乏勇于牺牲的人，甚至数量远多于左翼。但是，左右面对的险境是不一样的。右倾激进固然也有风险，但这种风险有其底线，因为有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之兜底；而且这种风险还伴随着机会——说不定突然就出名成了英雄，得个诺奖、弗奖什么的，至不济也可逍遥海外，像焦国标、陈光诚一样。而左倾的风险却没有任何底线的支撑，不但风险更大，而且不可能兑换成任何的机会或利益，因为没有“另一个美国”为左翼提供这种空间与资源（由此也可理解右翼对“民主美国”的感情）。没有了对利益的期盼，左翼的牺牲就是纯粹的赴难，而且得不到右翼主导的主流舆论的关注和同情，只会有不少人出来争吃人血馒头。所以，思想界的现状是，右比左表现得更勇敢，更勇于激进。这不是由价值的倾向造成的，而是由人性的趋利避害决定的——任何人都有现实一面，即使是那些站出来勇敢担当的人，也只是放大了自己心中理想的一面；现实的一面依然存在，并且在默默影响着行为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更见得王铮的难能可贵。在今天，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成就，构成了一座丰碑——不需要人为雕塑，不需要有人喝彩，她就矗立在那里，孤独却有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