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右派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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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平原书生(冯.庄.甘.蝉) [199710:20616], 22:05:53 06/1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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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右派的出路
(一) 山雨欲来
自1976年右派政变以来,中国的右派已掌权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间,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逐步控制了共和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共*产*党的领导层,把毛*泽*东创建的共和国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国家,把共*产*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政党.他们了解"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不想就此止步,准备”杀开一条血路”,”清左拔毛”,”壮士断腕".他们计划趁换届之机,彻底改变共和国和共*产*党的性质,以便名正言顺地施行他们的复辟计划.
薄熙来事件就是他们策划的颠覆共和国及改造共*产*党计划的第一步.温*家*宝代表右派打响第一枪后, 国内外右派和一切******团体, 弹冠相庆,一致拥护中央决定.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下一步的决战. 而左派阵营,在第一回合失利后,似乎愈挫愈勇,摆出了全面决战的阵势,准备对三十余年的右派路线从理论到实践作一彻底清算.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左右之争使得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在内心深处作一抉择:是继续两极分化把中国引向永劫不复的动乱深渊,还是回归到毛*泽*东的共富的路线使中国走向稳定和中兴?左袒还是右袒?这种逼迫国人作出选择的诡异情势,在中国近三千年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中,只有一次,那就是发生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诛灭诸吕事件.
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出身平民的刘邦知人善任,宽厚爱民,很快积聚了大批人材,组成了一支能与项羽抗衡的力量.秦亡以后,经过四年的内战,终于正式建立了汉朝.也是由那时起,我们中华民族正式告别了幼儿期,有了一个学名,叫做"汉",开始成为一个翩翩少年.在建国的最初几年里,汉高祖在内平诸侯叛乱,外御匈奴入侵的间隙,创建了大汉的制度规章,扫除烦刻,与民生息.虽未尽善尽美,而大治之象隐然已成.但连年的征战和国事的操劳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新建的大汉和他的子民亟需他的领导时,英雄却到了末路,不得不开始思索他身后的江山.
当他高唱大风歌时,他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守四方"的"猛士";但当他举目四望时,却加深了他内心的极大不安:一方面,他所希望的接班人不为吕后所容;而指定的太子却懦弱不肖;他的其他子侄年龄尚幼.另一方面,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妻子吕后,”人才难得";而吕家子弟又正处虎狼之年,手握兵柄.他隐隐觉得,他死后政权要落到吕后之手;但他还是希望吕后天良未泯,日后能把政权传给他长大成人的儿孙,传承他开创的大汉江山,造福百姓.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神圣的事,召集全部文臣武将作证,并公告天下,刑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虽然他明知誓言和"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一样不可靠,但这是他当时唯一能为后代和百姓所做的了.当他得知商山四诰加入吕氏集团后,他已明白吕氏掌权已不可逆转,唱出了"羽翼已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的悲歌.但他还是要与命运对抗, 置后世”诛杀功臣”的谴责于不顾,为他的子民作最后一件事:在他临死前不久,他命令陈平于”军中即斩樊哙头.”
汉高祖去世时,大概是瞑目的吧，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他的子民除去了吕氏的一大强援。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平对他的命令打了折扣。陈平不愿手沾吕氏血腥,决定囚禁樊哙进京,由高祖亲手斩杀.当陈平押解樊哙尚未到京时，高祖已去世。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读史至此而掩卷长叹！
事情果如高祖所料，他死后吕后便掌握了大权，惠帝不过是个傀儡。她虽然仍打着汉的旗号，但大肆修正高祖的政策；贬斥高祖的旧臣，招降纳叛，拉邦结伙,任人唯亲；高祖子孙，斥逐边地；吕姓宗盟，委以重任。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吕后也是一位真主，因为她确实参与了大汉的建立，更何况她仍打着汉的旗号，大臣和百姓对她无可奈何。当惠帝死后，吕后大封昆弟诸吕为王时，朝中已布满吕氏爪牙,虽有明誓在先,也不可阻拦;高祖旧臣中只有王陵表示了反对。就这样，以吕后为核心的吕氏集团统治中国近十六年，中央和京城各要职，均为吕氏子侄担任.
公元前195年春，吕后病重。而此时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二代已经长成，强烈希望回归高祖路线，夺回失去的权力；陈平周勃等一帮旧臣也想在辞世之前,助二代一臂之力,报高祖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吕氏集团想到失去权利后可能面临的清算，便图谋在吕后死时发难,代汉而有。当是时，刘吕两派的矛盾已公开，势成水火。各方势力更公开活动，连络外地诸侯，随时准备决战。而此时的百姓和三军将士，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拥刘还是拥吕？左袒还是右袒？这就是公元前195年春天的情势；而到了当年秋七月，当吕后崩于未央宫时，大决战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决战；当我们的民族还处在学步阶段，尚没有独特的文化，制度，风俗和习惯时，经不起改天换地的折腾，随时可能夭折。如果吕氏获胜，世界文明史上将不会有灿烂的汉文明；而我们将不会有文景盛世,不会有荡气回肠的汉赋,也将不会有英光四射的汉武！一个失去了这一切的民族，有何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诸位已经知道，在那场决战中，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今，我们的民族又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对于当时拥刘一方如何准备和行动,史有明载;而对于吕氏集团一方在那场大决战中如何应对,”史记"与"汉书"均语焉不详,大概是因为当事者很快便伏法,史家已无从查考的缘故吧.我们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略窥蛛丝马迹.高祖在位共十二年;如果自灭项那年算起,执政不足七年.而吕氏却已掌权达十六年之久,朝廷内外,已为吕有. 吕氏集团大概以为胜算在握,以致集团中主将郦商之子郦寄被策反也没有察觉,照样走马行猎.当是时, 吕氏集团中只有吕后的妹妹吕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当她得知她的子孙的所为时,勃然大怒,将"珠玉主器"全部散于堂下,沉痛地哭叫道,”勿为他人守也”.
虽然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当时吕氏兄弟及其走卒们是如何得意狂妄,但两千二百年后,历史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见证中国极右派的无耻,无知和疯狂:故意拖延的记者招待会;午夜惊魂式的消息发布;不成章法的中央文件以及极右追随者们在媒体上的狂欢. 似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中共已变成他们的党; 他们做梦也想颠覆的共和国已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或已备妥”家祭”, 准备”告乃翁”; 或已打点行李, 准备 大显身手, 于”漫卷诗书”之暇, 频频在网络和各种媒体发表狂言, 颇有点”喜欲狂”的意思.
然而,和这些轻浮的右派及邪教门徒不同,有头脑的右派却嗅出了异样的味道, 表示了不太乐观的看法, 在右派举世狂欢的日子里, 发出了几声哀鸣.
(二) 最后疯狂
重庆事变之后,在右派的一片欢呼声中,温*家*宝的极右追随者们不失时机的指出,”如不再跨一步,其祸不远”. 与只看到眼前得失的浅薄的右派不同,这些略有头脑的右派却同时也看出了右派面临的已为期”不远”的危险和大祸. 这倒是颇为难得的.
为什么温*家*宝的追随者们要提醒头脑发昏的右派可能有大祸呢?这是因为温*家*宝们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在右派掌权的三十余年间, 中国的右派在经济上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把人民于建国后前三十年创造的国有资产吞为己有;在政治上,极力诬蔑和丑化红一代的领袖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那场革命,为被打倒和推翻的黑一代涂脂抹粉,扬幡招魂; 在文化上, 绞尽脑汁矮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把人民心目中的历代英烈百般丑化,为汉奸买办张目. 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
三十年来,中国的右派利用一切机会在经济上压榨,在政治上欺骗和在文化上诬蔑工农以及普通百姓,视百姓为刍狗,他们为自己树立了亿万仇敌.如果说华尔街的99%是有点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中国的右派要面临95%以上的人们对他们的清算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右派们深知,朱镕基温*家*宝出卖国企的政策,虽然制造了千万贪官作为他们的同盟,但同时也制造了下岗工人，为他们在城市中树立了亿万天然的敌人.虽然早期的"包产到户"的政策赢得了农民一时的支持,但贪官极右掌控的私企对农民工的盘剥和歧视,使广大的农民很快认识到右派的本质.三十多年来,在当权右派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右派分子对对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蔑和丑化.但令右派们惊悚的是,他们非但没有把主席拉下神坛,反而把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抬得更高.失去话语权的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把主席的画像挂在家中和出租车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主席的怀念和敬仰.没能把主席的影响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除,是右派三十年间的最大失败.而这也是他们惶惶终日寝食难安的真正原因.
右派中的极右奸邪自然熟知右派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的所为,正如两千多年前的吕禄吕产一样,想到可能面临的清算,不寒而栗.如果说五十五年前的那场反右过后,中国的右派还能得到百姓的同情和帮助的话, 那么,在他们倒行逆施三十年后, 百姓已彻底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已只有仇恨;即使将来有人对他们施以”过正”的”矫枉”,也已不会得到一丝的同情. 如果说当年红一代”打土豪,分田地"时,尚”琵芭半掩”,尚需对百姓进行反复的动员,宣传和鼓励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人举起”还我国有资产”的大旗,将贪官极右劫掠的国有资财重新收归国有的话,人民将闻风景从,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解释和动员. 因为夺还本因属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力,列的将是堂堂之阵;举的将是正正之旗.极右派中的清醒者深知他们当前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出了”死路一条”和”其祸不远”的哀鸣.
面对可能的清算,中国的极右派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温*家*宝及其追随者指出的”政治改革”和”再跨一步”. 温*家*宝对他的"政治改革"语焉不详,而他的追随者们的路线图却极为清晰,并毫不隐瞒地在港台及海外媒体上公之于众: ”趁拿下薄熙来之机，再跨一步，跨出党内，跨到民间,推行政改，清剿毛左，除恶务尽” “一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灭中共,肢解中国。
这确实是一条右派避免清算好路径.当共和国不复存在,谁还会去追查国有资产的下落?当共*产*党已经灭亡,谁还会理会党内的是非曲直?在新的国家里,他们的资产将受到法律保护;利用手中的资产,他们可以重新结党,并将资产传给子孙万代,直至无穷.
极右狂徒虽对中共和共和国有刻骨的仇恨,但仇恨并不能增加他们的智慧.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但毕竟学浅识短,对此路能否走通,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除能在网络媒体上快意一番之外,似乎在通向他们的新党新国的路上,并没有向前进一步. 温*家*宝代表的极右派的下场到底如何,他们的计划能否成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始作俑者,岂有后乎"的格言;我们也知道,如果吕氏集团当时没有做最后的疯狂,他们大概不会被灭种.
(三) 刘郎遗恨
薄熙来事件之后,右派中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都跳了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左右事态的走向.在这些文章和谈话中,也有不少真知烁见.其中以年逾八旬的真诚右派，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谈话最为精彩.在<中共政权转移困难>的访谈中,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指出: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共第二代也是中共的红二代，也有他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江山要不保，因 为贫富的不均，所以他们的方式是回到民粹主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外面所传说，或者认为温*家*宝所代表的一种政治改革。可是 政治改革又不能走西方的路线，也不能三权分立，那等于改革根本只是一句空话，不能动的，民主自由式的改革、西方式的改革又行不通，这就是困难的所在. 如果 这个事情不能解决，薄熙来的案子就不容易下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结论”。
在这里,深通中外古今历史的余先生指出, ”西方式的改革”在中国 “行不通”;中共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苏共,共和国也不会被肢解.仅此一点,余先生这位六十年一以贯之的***右派就要比轻狂的新右派高明许多. 他同时断言,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 并指出”薄熙来的案子”不会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结论”.这无疑也是正确的. 在同一篇访谈中, 和所有的当今清醒右派一样,他又有”刘郎已恨蓬山远”的无奈,担忧右派的”蓬山”永远不会到达.他预言,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那就不但是胡温本身，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等, 都将死无葬身 之地”. 这话虽不无挑拨离间之嫌,但在右派的哀鸣曲中,余先生的预言平添了几分历史色彩.
余先生是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著作等身.搞历史的人可分为三等:若只能叙述史实,此为历史教师; 若能成一家之言, 自然是历史学家了;但最上乘的史家是"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六十年来, 每当中国有事,余先生总要发表观点,看来是希望成为最上乘的史家的.但遗憾的是,和美国的所有中国通一样,总是误判中国局势,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 六十七年前,即使乡间没文化的农民也知道共*产*党必定战胜***不堪的蒋介石政权;而美国政府却听信心性邪恶的中国通的谎言,在内战中站在了***一方,这才有了中美二十年的对抗,两国人民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的中国贫富差距和******都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一个小小的火花,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把一切焚为灰烬.这一切都是自邓小平以降所执行的右派路线造成的.余先生不反省右派在这三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却用一句”民粹主义”把责任推给了红二代,误导舆论.莫非余先生希望再一次误导美国政府,导致中美再次对抗? 余先生桃李半天下,在海峡两岸都有亲朋故交,本当以过来人身份主持公道,以历史学家身份"垂鉴戒于后世”.而今却随波逐流,附和右派,这不但大大地丢失了身分,也永远失去了成为上乘史家的资格.
在同一访谈中,余先生还表示了对”毛*泽*东的路线”,”文革”,”红卫兵"以及"抄没一生的财产"的耿耿于怀.文革期间,余先生身在美国和台湾,”红卫兵抄家"之事何由得知?想来一定是来自***以及右派的宣传.而真实的历史是,文革最初的一个月间,确实有抄家之事,但仅限于抄没"封资修"的宣传品和有关的书画,绝没有”抄没一生的财产”之说.我一直相信"谣言止于智者"的格言,更相信谣言止于历史学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竟以道听途说的谣言为据而书写历史,那他写的东西岂不成了地地道道的秽史!
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抄没一生的财产"之事是有的,但那是在中共建国的初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中共建党之初,就公告了‘耕者有其田’的宗旨，并未讳言日后的‘土地改革’。更何况中外古往今来，朝代更替之际，失败的一方岂可再妄想保有家财？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方的‘保皇党’如今安在？他们的财产是否被抄没？世人怎可以此事独责中共！想来令余先生真正念念不忘的是这时的"抄家"而并非在文革期间.从余先生的简历看,余家那时一定是被全部抄没了的,与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有毁家之恨.但一个真正的史家不应被个人恩怨迷了双眼而信口雌黄.如果司马迁也象余先生一样对个人的遭遇耿耿于怀,这世界将不会有那部"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
‘斩草除根’是中国的一句极其血腥的格言，被历代王朝的政治家们奉为玉律。在王朝更替之初，对前朝男性遗孽无论长幼，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而将其女性成员象猎物一样赏赐给有功的将士，肆其淫欲。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恶性循环，就连史称明君的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王朝覆灭于后来者的事屡屡发生，但覆灭于前朝遗孽的王朝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朝的男性或早已不在世间；即使侥幸存留者，也早已丧胆。他们已不能对新朝组织有效的舆论攻击，更不能组织有效的对抗。
是毛*泽*东第一个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循环。尽管蒋介石杀害了他的兄弟妻儿，他掌权后的溪口，松柏不剪，陵墓依然。对追随******者，除民愤极大如温世仁之流被正以国法外，毛*泽*东则一直强调‘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注重教育改造。右派掌权后，对主席进行了令人发指诬蔑，将他描绘成‘杀人魔王’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如果他真是无恶不做的暴君，***的黑一代的男性成员早被屠戮，而女性成员则早被‘***’蹂躏糟蹋。现在疯狂攻击毛*泽*东的黑二代们也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当你们的父兄及你们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被杀掉，你们上一辈的女性成员被‘***’占为己有之后，你们又是如何来到的这个世间？ ..
在信息不通的五十年代,余先生只能凭借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来猜测大陆的状况.如果此时对红一代的错误判断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掌握了所有的资料之后仍诬蔑红二代,则只能说明余英时先生心胸的偏狭.
但余先生毕竟是历史学家,深明大势,知道一个人的荣辱生死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他虽然无奈的指出”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但他毕竟没有说出要除掉薄熙来,因为他以历史家的直觉预感到,右派的路线在中国已到了穷途末路,无论有没有薄熙来,大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
(四)歧路无为
当年追随***的右派,由于误判邓小平的凶残,***后被迫留亡海外.虽然国内执政的极右在继续着他们的事业,但一想到被他们看不起的右派小丑竟成了中共的文胆,无赖竟作了权贵的幕僚,心有不甘.他们或许与极右不同,希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由于站在了错误的立场,走向歧路,总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在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
在右派倒薄的喧嚣声中,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学者语惊四座,指出"如果不做掉薄熙来,他仍可东山再起",既给浅薄的右派泼了盆冷水,也使左派闻之胆寒.和余英时先生一样,这位政治学者也看出了薄熙来翻盘的可能;和余先生不同的是,这学者指出了制止薄复出的办法:做掉薄熙来,向温*家*宝献上了海外一策.而这计策余先生是不屑出口的.
凡熟知中外政治,文化和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历史的大势已成时,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即使没有了达芬奇,也一定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既使没有了爱因斯坦,也一定会有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即使没有了孙中山,满清也一定会灭亡;即使没有鲁迅胡适的推波助澜,中国也会有新文化运动.国共内战前夕,当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奋斗二十五年后,大势已成.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决定亲赴重庆谈判,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党内的个人的作用已不再象初期那样重要;即使***暗杀了他,他所开创的事业也一定会胜利.
“做掉某某人"的说法和做法,是黑社会的用语和行径,在黑社会和小规模团体中司空见惯并行之有效.梁山泊里王伦被做掉之后,换来了梁山的兴旺发达便是一例。但这种鼠窃狗偷的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当***中有人向蒋介石献策在重庆"做掉"毛*泽*东时,据说蒋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制止了这一企图.蒋介石先生不愧为一位政治家,因为他知道,在两个阶级或两股势力的斗争中,杀掉或暗杀掉对方的领袖或代表人物与事无补,徒增双方仇恨,而永远失去了转圜的余地.诸位试想,如果主席当时被暗杀而中共又取得了政权,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手执生杀大权的红一代一定会为主席复仇,中华大地一定会遍地血腥,和***有关系的黑一代及其子孙,恐怕已无遗类.仅此一事,现在的黑二代们应感谢蒋先生的阴德.如果主张暗杀主席的阴谋得逞,你们将不会来到这个世间.余英时先生自然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做为历史学家,自然熟知李淳风对李世民的建言,因此没有建议做掉薄熙来.看来,美国大学确实培养不出中国的政治家.
在野的右派如果真诚地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繁荣和富强的话,你们应该清楚你们宣传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推行了三十年,现在已走到了绝路,是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了.你们或许有其他的方案,但百姓已不再给你们试验的机会.五七年右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轮流坐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坐"了三十余年,把中国搞得两极分化,贪腐横行,道德沦丧,天怒人怨.薄熙来事件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百姓支持薄熙来.这虽然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同意薄熙来的理念和举措,但至少说明百姓的求变之心.
中国在野的新老右派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热烈拥护和支持的邓小平的私有化道路已走到尽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明明是在美国和欧洲行之有效近二百年的理论和政策,为什么偏偏在当代的中国行不通，反而惹的人神共愤? 为什么马克思理论预见的革命没有发生在欧美,而在眼下的中国却随时都可能发生？
回答右派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当前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那同时也是雨果和狄更斯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我们不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不能叙述马克思如何得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结论.但我们可以在雨果和狄更斯的著作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解决贫富差距的苦苦探索.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他的预言。当代的中国，决不是中国执政的右派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恰相反，经过右派的三十年的折腾，现在的中国已到了货真价实的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的阶段-‘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在宏观世界牛顿定律仍然适用一样，继续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走下去的中国，一定难逃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的命运。到那时，毛*泽*东带领人民所创造的成果连同这些年的盆盆罐罐一起，被革命打得粉碎，中国的一切再一次推倒重来，完成又一次循环。
中国的右派或许纳闷：为什么现在的欧洲和美国政治稳定而不发生革命和大的社会动乱？这是因为现在的欧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是雨果和狄更斯笔下的资本主义。其中的一些变化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不可能预料到的.正如雨果若生活在现在的欧洲,他一定不会写出那名垂千古的"悲惨世界"一样,马克思也会改写他的某些预言。
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后.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战后的重建,极大的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据熟知那个时期的人称,一个高中生若能在制造业谋得一职,即可有和教师同等的工资,跃升为中产阶级.虽然他们仍是工人,但他们已不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已购置家产,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或更早,美国的中产阶级已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却越来越少,工会组织每况愈下.他们左右着政局,稳定着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的多事之秋:黑人运动,反战抗议,嬉皮士风潮,三K党猖獗，古巴危机，暗杀总统，水门事件，总统辞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稳定，上述任何一事件都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乃至革命。而这些都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所能预料到的。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欧美。正如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一样，资产阶级为分化无产阶级而制造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在欧美充当着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化。把欧洲的某些国家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更贴切些。
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社会主义化。而中国的右派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他们面临绝路和崩溃的原因。三十年来，他们制造了权贵，制造了贪官，制造了贫富差距，制造了动乱之源。由于他们的自私和贪婪，由于他们的资产是来自对国有资产的劫掠，他们从没有想过共富和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在现在的中国，企图维持现状的不到5%，超过95%的人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对现状不满，希望改变甚至希望革命。
真诚的右派或许会说，如果假以时日，他们也会象欧美一样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有社会动荡的忧虑。但问题是：需要多久？需要邓小平所说的‘再搞一百年’？我们都知道‘一百年’之说是他本人也不相信的糊弄人的鬼话！试问：有谁愿意再等待一百年？
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在中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依然是工农和劳动大众。只有当他们虽然不太富足但感到前途光明时，中国才不会有主席所担忧的政权周期性循环。而稳定工农的唯一办法是主席倡导的共富路线，而决不会是私有化道路。
中国的真诚的新老右派们也许会说，如果实行他们所宣称的‘普世价值’以及选举和舆论监督，中国照样可以稳定而避免动乱和革命.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中国几代志士的愿望,很多人为此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是谁在如此顽固而激烈的反对民主制度呢?其实正是中国的几代右派!从1927年412的枪声到1976年的政变；从邓小平的89屠城到温*家*宝们的违宪封网，这些反人民，反宪法，反民主的事件无一不是中国的历代右派参与策划的。中国的右派在民主问题上劣迹斑斑,早已失去了谈论民主的资格.
为使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享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毛*泽*东苦心设计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并唐而皇之的载入了宪法。他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工农和普通大众，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将会一直是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缺少文化；而提高工农文化任务，没有三代四代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他想到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谁能代表他们发言？即使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仍在，但有哪家电台或电视台愿意请一个普通的工农作访谈？如果一个工人或农民的文章写得颠三倒四，又有哪家出版社报社愿发表他文不对题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有谁保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席发明了‘四大’。他希望在他身后，工农大众可以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果失去了在媒体上的话语权，劳动大众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大字报’上。街头巷尾，即可发表；只言片语，宛然文章。虽不为编辑记者专家所认同，但他的读者特别是身边的读者却理解他的意思和观点。但在邓小平掌权后，悍然剥夺了他们这种权力。历史将会永远记住：当‘四大’权力被从宪法中清除时，中国全体右派作了邓小平的帮凶。但天不灭民。如今，可以告慰主席的是，他的‘四大’虽然被禁止了，但互联网的出现使‘四大’得以复生，人民又夺回了说话的权利。
很多年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语被人们误读和曲解了.如果用于一般民众,那一定是教人作望风转舵的无耻市侩,这无疑应视作贬义,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古人造此语的原意是专门针对"俊杰",即从政者的.如果一个政治家或准备从政的人不知人心向背,不明大势所趋,不识时务,固执于空洞理论不知变通,则永远成不了"俊杰".现在是在野的右派朋友们转变立场的时候了,和左派一起粉碎温*家*宝一伙祸乱中华的阴谋.人生苦短,余时无多；如果继续眷恋穷诚，徘徊歧路，则一定会被历史所抛弃，成为一堆行尸走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百花争芳斗艳，左右并生并存。如能在未来的岁月中为我们共同的祖国，为主席所希望的盛世作点事,也不枉在尘世一行.许多年后,当我们的子孙谈论这一代人时,他们会自豪地宣称,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第二次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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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平原书生(冯.庄.甘.蝉) [199710:20616], 22:05:53 06/1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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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右派的出路
(一) 山雨欲来
自1976年右派政变以来,中国的右派已掌权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间,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逐步控制了共和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共*产*党的领导层,把毛*泽*东创建的共和国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国家,把共*产*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政党.他们了解"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不想就此止步,准备”杀开一条血路”,”清左拔毛”,”壮士断腕".他们计划趁换届之机,彻底改变共和国和共*产*党的性质,以便名正言顺地施行他们的复辟计划.
薄熙来事件就是他们策划的颠覆共和国及改造共*产*党计划的第一步.温*家*宝代表右派打响第一枪后, 国内外右派和一切******团体, 弹冠相庆,一致拥护中央决定.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下一步的决战. 而左派阵营,在第一回合失利后,似乎愈挫愈勇,摆出了全面决战的阵势,准备对三十余年的右派路线从理论到实践作一彻底清算.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左右之争使得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在内心深处作一抉择:是继续两极分化把中国引向永劫不复的动乱深渊,还是回归到毛*泽*东的共富的路线使中国走向稳定和中兴?左袒还是右袒?这种逼迫国人作出选择的诡异情势,在中国近三千年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中,只有一次,那就是发生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诛灭诸吕事件.
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出身平民的刘邦知人善任,宽厚爱民,很快积聚了大批人材,组成了一支能与项羽抗衡的力量.秦亡以后,经过四年的内战,终于正式建立了汉朝.也是由那时起,我们中华民族正式告别了幼儿期,有了一个学名,叫做"汉",开始成为一个翩翩少年.在建国的最初几年里,汉高祖在内平诸侯叛乱,外御匈奴入侵的间隙,创建了大汉的制度规章,扫除烦刻,与民生息.虽未尽善尽美,而大治之象隐然已成.但连年的征战和国事的操劳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新建的大汉和他的子民亟需他的领导时,英雄却到了末路,不得不开始思索他身后的江山.
当他高唱大风歌时,他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守四方"的"猛士";但当他举目四望时,却加深了他内心的极大不安:一方面,他所希望的接班人不为吕后所容;而指定的太子却懦弱不肖;他的其他子侄年龄尚幼.另一方面,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妻子吕后,”人才难得";而吕家子弟又正处虎狼之年,手握兵柄.他隐隐觉得,他死后政权要落到吕后之手;但他还是希望吕后天良未泯,日后能把政权传给他长大成人的儿孙,传承他开创的大汉江山,造福百姓.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神圣的事,召集全部文臣武将作证,并公告天下,刑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虽然他明知誓言和"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一样不可靠,但这是他当时唯一能为后代和百姓所做的了.当他得知商山四诰加入吕氏集团后,他已明白吕氏掌权已不可逆转,唱出了"羽翼已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的悲歌.但他还是要与命运对抗, 置后世”诛杀功臣”的谴责于不顾,为他的子民作最后一件事:在他临死前不久,他命令陈平于”军中即斩樊哙头.”
汉高祖去世时,大概是瞑目的吧，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他的子民除去了吕氏的一大强援。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平对他的命令打了折扣。陈平不愿手沾吕氏血腥,决定囚禁樊哙进京,由高祖亲手斩杀.当陈平押解樊哙尚未到京时，高祖已去世。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读史至此而掩卷长叹！
事情果如高祖所料，他死后吕后便掌握了大权，惠帝不过是个傀儡。她虽然仍打着汉的旗号，但大肆修正高祖的政策；贬斥高祖的旧臣，招降纳叛，拉邦结伙,任人唯亲；高祖子孙，斥逐边地；吕姓宗盟，委以重任。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吕后也是一位真主，因为她确实参与了大汉的建立，更何况她仍打着汉的旗号，大臣和百姓对她无可奈何。当惠帝死后，吕后大封昆弟诸吕为王时，朝中已布满吕氏爪牙,虽有明誓在先,也不可阻拦;高祖旧臣中只有王陵表示了反对。就这样，以吕后为核心的吕氏集团统治中国近十六年，中央和京城各要职，均为吕氏子侄担任.
公元前195年春，吕后病重。而此时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二代已经长成，强烈希望回归高祖路线，夺回失去的权力；陈平周勃等一帮旧臣也想在辞世之前,助二代一臂之力,报高祖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吕氏集团想到失去权利后可能面临的清算，便图谋在吕后死时发难,代汉而有。当是时，刘吕两派的矛盾已公开，势成水火。各方势力更公开活动，连络外地诸侯，随时准备决战。而此时的百姓和三军将士，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拥刘还是拥吕？左袒还是右袒？这就是公元前195年春天的情势；而到了当年秋七月，当吕后崩于未央宫时，大决战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决战；当我们的民族还处在学步阶段，尚没有独特的文化，制度，风俗和习惯时，经不起改天换地的折腾，随时可能夭折。如果吕氏获胜，世界文明史上将不会有灿烂的汉文明；而我们将不会有文景盛世,不会有荡气回肠的汉赋,也将不会有英光四射的汉武！一个失去了这一切的民族，有何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诸位已经知道，在那场决战中，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今，我们的民族又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对于当时拥刘一方如何准备和行动,史有明载;而对于吕氏集团一方在那场大决战中如何应对,”史记"与"汉书"均语焉不详,大概是因为当事者很快便伏法,史家已无从查考的缘故吧.我们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略窥蛛丝马迹.高祖在位共十二年;如果自灭项那年算起,执政不足七年.而吕氏却已掌权达十六年之久,朝廷内外,已为吕有. 吕氏集团大概以为胜算在握,以致集团中主将郦商之子郦寄被策反也没有察觉,照样走马行猎.当是时, 吕氏集团中只有吕后的妹妹吕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当她得知她的子孙的所为时,勃然大怒,将"珠玉主器"全部散于堂下,沉痛地哭叫道,”勿为他人守也”.
虽然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当时吕氏兄弟及其走卒们是如何得意狂妄,但两千二百年后,历史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见证中国极右派的无耻,无知和疯狂:故意拖延的记者招待会;午夜惊魂式的消息发布;不成章法的中央文件以及极右追随者们在媒体上的狂欢. 似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中共已变成他们的党; 他们做梦也想颠覆的共和国已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或已备妥”家祭”, 准备”告乃翁”; 或已打点行李, 准备 大显身手, 于”漫卷诗书”之暇, 频频在网络和各种媒体发表狂言, 颇有点”喜欲狂”的意思.
然而,和这些轻浮的右派及邪教门徒不同,有头脑的右派却嗅出了异样的味道, 表示了不太乐观的看法, 在右派举世狂欢的日子里, 发出了几声哀鸣.
(二) 最后疯狂
重庆事变之后,在右派的一片欢呼声中,温*家*宝的极右追随者们不失时机的指出,”如不再跨一步,其祸不远”. 与只看到眼前得失的浅薄的右派不同,这些略有头脑的右派却同时也看出了右派面临的已为期”不远”的危险和大祸. 这倒是颇为难得的.
为什么温*家*宝的追随者们要提醒头脑发昏的右派可能有大祸呢?这是因为温*家*宝们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在右派掌权的三十余年间, 中国的右派在经济上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把人民于建国后前三十年创造的国有资产吞为己有;在政治上,极力诬蔑和丑化红一代的领袖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那场革命,为被打倒和推翻的黑一代涂脂抹粉,扬幡招魂; 在文化上, 绞尽脑汁矮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把人民心目中的历代英烈百般丑化,为汉奸买办张目. 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
三十年来,中国的右派利用一切机会在经济上压榨,在政治上欺骗和在文化上诬蔑工农以及普通百姓,视百姓为刍狗,他们为自己树立了亿万仇敌.如果说华尔街的99%是有点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中国的右派要面临95%以上的人们对他们的清算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右派们深知,朱镕基温*家*宝出卖国企的政策,虽然制造了千万贪官作为他们的同盟,但同时也制造了下岗工人，为他们在城市中树立了亿万天然的敌人.虽然早期的"包产到户"的政策赢得了农民一时的支持,但贪官极右掌控的私企对农民工的盘剥和歧视,使广大的农民很快认识到右派的本质.三十多年来,在当权右派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右派分子对对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蔑和丑化.但令右派们惊悚的是,他们非但没有把主席拉下神坛,反而把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抬得更高.失去话语权的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把主席的画像挂在家中和出租车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主席的怀念和敬仰.没能把主席的影响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除,是右派三十年间的最大失败.而这也是他们惶惶终日寝食难安的真正原因.
右派中的极右奸邪自然熟知右派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的所为,正如两千多年前的吕禄吕产一样,想到可能面临的清算,不寒而栗.如果说五十五年前的那场反右过后,中国的右派还能得到百姓的同情和帮助的话, 那么,在他们倒行逆施三十年后, 百姓已彻底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已只有仇恨;即使将来有人对他们施以”过正”的”矫枉”,也已不会得到一丝的同情. 如果说当年红一代”打土豪,分田地"时,尚”琵芭半掩”,尚需对百姓进行反复的动员,宣传和鼓励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人举起”还我国有资产”的大旗,将贪官极右劫掠的国有资财重新收归国有的话,人民将闻风景从,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解释和动员. 因为夺还本因属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力,列的将是堂堂之阵;举的将是正正之旗.极右派中的清醒者深知他们当前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出了”死路一条”和”其祸不远”的哀鸣.
面对可能的清算,中国的极右派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温*家*宝及其追随者指出的”政治改革”和”再跨一步”. 温*家*宝对他的"政治改革"语焉不详,而他的追随者们的路线图却极为清晰,并毫不隐瞒地在港台及海外媒体上公之于众: ”趁拿下薄熙来之机，再跨一步，跨出党内，跨到民间,推行政改，清剿毛左，除恶务尽” “一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灭中共,肢解中国。
这确实是一条右派避免清算好路径.当共和国不复存在,谁还会去追查国有资产的下落?当共*产*党已经灭亡,谁还会理会党内的是非曲直?在新的国家里,他们的资产将受到法律保护;利用手中的资产,他们可以重新结党,并将资产传给子孙万代,直至无穷.
极右狂徒虽对中共和共和国有刻骨的仇恨,但仇恨并不能增加他们的智慧.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但毕竟学浅识短,对此路能否走通,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除能在网络媒体上快意一番之外,似乎在通向他们的新党新国的路上,并没有向前进一步. 温*家*宝代表的极右派的下场到底如何,他们的计划能否成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始作俑者,岂有后乎"的格言;我们也知道,如果吕氏集团当时没有做最后的疯狂,他们大概不会被灭种.
(三) 刘郎遗恨
薄熙来事件之后,右派中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都跳了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左右事态的走向.在这些文章和谈话中,也有不少真知烁见.其中以年逾八旬的真诚右派，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谈话最为精彩.在<中共政权转移困难>的访谈中,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指出: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共第二代也是中共的红二代，也有他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江山要不保，因 为贫富的不均，所以他们的方式是回到民粹主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外面所传说，或者认为温*家*宝所代表的一种政治改革。可是 政治改革又不能走西方的路线，也不能三权分立，那等于改革根本只是一句空话，不能动的，民主自由式的改革、西方式的改革又行不通，这就是困难的所在. 如果 这个事情不能解决，薄熙来的案子就不容易下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结论”。
在这里,深通中外古今历史的余先生指出, ”西方式的改革”在中国 “行不通”;中共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苏共,共和国也不会被肢解.仅此一点,余先生这位六十年一以贯之的***右派就要比轻狂的新右派高明许多. 他同时断言,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 并指出”薄熙来的案子”不会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结论”.这无疑也是正确的. 在同一篇访谈中, 和所有的当今清醒右派一样,他又有”刘郎已恨蓬山远”的无奈,担忧右派的”蓬山”永远不会到达.他预言,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那就不但是胡温本身，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等, 都将死无葬身 之地”. 这话虽不无挑拨离间之嫌,但在右派的哀鸣曲中,余先生的预言平添了几分历史色彩.
余先生是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著作等身.搞历史的人可分为三等:若只能叙述史实,此为历史教师; 若能成一家之言, 自然是历史学家了;但最上乘的史家是"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六十年来, 每当中国有事,余先生总要发表观点,看来是希望成为最上乘的史家的.但遗憾的是,和美国的所有中国通一样,总是误判中国局势,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 六十七年前,即使乡间没文化的农民也知道共*产*党必定战胜***不堪的蒋介石政权;而美国政府却听信心性邪恶的中国通的谎言,在内战中站在了***一方,这才有了中美二十年的对抗,两国人民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的中国贫富差距和******都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一个小小的火花,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把一切焚为灰烬.这一切都是自邓小平以降所执行的右派路线造成的.余先生不反省右派在这三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却用一句”民粹主义”把责任推给了红二代,误导舆论.莫非余先生希望再一次误导美国政府,导致中美再次对抗? 余先生桃李半天下,在海峡两岸都有亲朋故交,本当以过来人身份主持公道,以历史学家身份"垂鉴戒于后世”.而今却随波逐流,附和右派,这不但大大地丢失了身分,也永远失去了成为上乘史家的资格.
在同一访谈中,余先生还表示了对”毛*泽*东的路线”,”文革”,”红卫兵"以及"抄没一生的财产"的耿耿于怀.文革期间,余先生身在美国和台湾,”红卫兵抄家"之事何由得知?想来一定是来自***以及右派的宣传.而真实的历史是,文革最初的一个月间,确实有抄家之事,但仅限于抄没"封资修"的宣传品和有关的书画,绝没有”抄没一生的财产”之说.我一直相信"谣言止于智者"的格言,更相信谣言止于历史学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竟以道听途说的谣言为据而书写历史,那他写的东西岂不成了地地道道的秽史!
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抄没一生的财产"之事是有的,但那是在中共建国的初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中共建党之初,就公告了‘耕者有其田’的宗旨，并未讳言日后的‘土地改革’。更何况中外古往今来，朝代更替之际，失败的一方岂可再妄想保有家财？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方的‘保皇党’如今安在？他们的财产是否被抄没？世人怎可以此事独责中共！想来令余先生真正念念不忘的是这时的"抄家"而并非在文革期间.从余先生的简历看,余家那时一定是被全部抄没了的,与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有毁家之恨.但一个真正的史家不应被个人恩怨迷了双眼而信口雌黄.如果司马迁也象余先生一样对个人的遭遇耿耿于怀,这世界将不会有那部"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
‘斩草除根’是中国的一句极其血腥的格言，被历代王朝的政治家们奉为玉律。在王朝更替之初，对前朝男性遗孽无论长幼，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而将其女性成员象猎物一样赏赐给有功的将士，肆其淫欲。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恶性循环，就连史称明君的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王朝覆灭于后来者的事屡屡发生，但覆灭于前朝遗孽的王朝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朝的男性或早已不在世间；即使侥幸存留者，也早已丧胆。他们已不能对新朝组织有效的舆论攻击，更不能组织有效的对抗。
是毛*泽*东第一个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循环。尽管蒋介石杀害了他的兄弟妻儿，他掌权后的溪口，松柏不剪，陵墓依然。对追随******者，除民愤极大如温世仁之流被正以国法外，毛*泽*东则一直强调‘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注重教育改造。右派掌权后，对主席进行了令人发指诬蔑，将他描绘成‘杀人魔王’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如果他真是无恶不做的暴君，***的黑一代的男性成员早被屠戮，而女性成员则早被‘***’蹂躏糟蹋。现在疯狂攻击毛*泽*东的黑二代们也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当你们的父兄及你们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被杀掉，你们上一辈的女性成员被‘***’占为己有之后，你们又是如何来到的这个世间？ ..
在信息不通的五十年代,余先生只能凭借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来猜测大陆的状况.如果此时对红一代的错误判断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掌握了所有的资料之后仍诬蔑红二代,则只能说明余英时先生心胸的偏狭.
但余先生毕竟是历史学家,深明大势,知道一个人的荣辱生死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他虽然无奈的指出”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但他毕竟没有说出要除掉薄熙来,因为他以历史家的直觉预感到,右派的路线在中国已到了穷途末路,无论有没有薄熙来,大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
(四)歧路无为
当年追随***的右派,由于误判邓小平的凶残,***后被迫留亡海外.虽然国内执政的极右在继续着他们的事业,但一想到被他们看不起的右派小丑竟成了中共的文胆,无赖竟作了权贵的幕僚,心有不甘.他们或许与极右不同,希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由于站在了错误的立场,走向歧路,总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在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
在右派倒薄的喧嚣声中,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学者语惊四座,指出"如果不做掉薄熙来,他仍可东山再起",既给浅薄的右派泼了盆冷水,也使左派闻之胆寒.和余英时先生一样,这位政治学者也看出了薄熙来翻盘的可能;和余先生不同的是,这学者指出了制止薄复出的办法:做掉薄熙来,向温*家*宝献上了海外一策.而这计策余先生是不屑出口的.
凡熟知中外政治,文化和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历史的大势已成时,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即使没有了达芬奇,也一定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既使没有了爱因斯坦,也一定会有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即使没有了孙中山,满清也一定会灭亡;即使没有鲁迅胡适的推波助澜,中国也会有新文化运动.国共内战前夕,当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奋斗二十五年后,大势已成.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决定亲赴重庆谈判,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党内的个人的作用已不再象初期那样重要;即使***暗杀了他,他所开创的事业也一定会胜利.
“做掉某某人"的说法和做法,是黑社会的用语和行径,在黑社会和小规模团体中司空见惯并行之有效.梁山泊里王伦被做掉之后,换来了梁山的兴旺发达便是一例。但这种鼠窃狗偷的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当***中有人向蒋介石献策在重庆"做掉"毛*泽*东时,据说蒋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制止了这一企图.蒋介石先生不愧为一位政治家,因为他知道,在两个阶级或两股势力的斗争中,杀掉或暗杀掉对方的领袖或代表人物与事无补,徒增双方仇恨,而永远失去了转圜的余地.诸位试想,如果主席当时被暗杀而中共又取得了政权,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手执生杀大权的红一代一定会为主席复仇,中华大地一定会遍地血腥,和***有关系的黑一代及其子孙,恐怕已无遗类.仅此一事,现在的黑二代们应感谢蒋先生的阴德.如果主张暗杀主席的阴谋得逞,你们将不会来到这个世间.余英时先生自然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做为历史学家,自然熟知李淳风对李世民的建言,因此没有建议做掉薄熙来.看来,美国大学确实培养不出中国的政治家.
在野的右派如果真诚地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繁荣和富强的话,你们应该清楚你们宣传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推行了三十年,现在已走到了绝路,是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了.你们或许有其他的方案,但百姓已不再给你们试验的机会.五七年右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轮流坐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坐"了三十余年,把中国搞得两极分化,贪腐横行,道德沦丧,天怒人怨.薄熙来事件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百姓支持薄熙来.这虽然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同意薄熙来的理念和举措,但至少说明百姓的求变之心.
中国在野的新老右派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热烈拥护和支持的邓小平的私有化道路已走到尽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明明是在美国和欧洲行之有效近二百年的理论和政策,为什么偏偏在当代的中国行不通，反而惹的人神共愤? 为什么马克思理论预见的革命没有发生在欧美,而在眼下的中国却随时都可能发生？
回答右派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当前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那同时也是雨果和狄更斯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我们不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不能叙述马克思如何得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结论.但我们可以在雨果和狄更斯的著作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解决贫富差距的苦苦探索.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他的预言。当代的中国，决不是中国执政的右派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恰相反，经过右派的三十年的折腾，现在的中国已到了货真价实的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的阶段-‘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在宏观世界牛顿定律仍然适用一样，继续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走下去的中国，一定难逃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的命运。到那时，毛*泽*东带领人民所创造的成果连同这些年的盆盆罐罐一起，被革命打得粉碎，中国的一切再一次推倒重来，完成又一次循环。
中国的右派或许纳闷：为什么现在的欧洲和美国政治稳定而不发生革命和大的社会动乱？这是因为现在的欧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是雨果和狄更斯笔下的资本主义。其中的一些变化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不可能预料到的.正如雨果若生活在现在的欧洲,他一定不会写出那名垂千古的"悲惨世界"一样,马克思也会改写他的某些预言。
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后.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战后的重建,极大的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据熟知那个时期的人称,一个高中生若能在制造业谋得一职,即可有和教师同等的工资,跃升为中产阶级.虽然他们仍是工人,但他们已不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已购置家产,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或更早,美国的中产阶级已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却越来越少,工会组织每况愈下.他们左右着政局,稳定着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的多事之秋:黑人运动,反战抗议,嬉皮士风潮,三K党猖獗，古巴危机，暗杀总统，水门事件，总统辞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稳定，上述任何一事件都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乃至革命。而这些都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所能预料到的。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欧美。正如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一样，资产阶级为分化无产阶级而制造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在欧美充当着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化。把欧洲的某些国家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更贴切些。
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社会主义化。而中国的右派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他们面临绝路和崩溃的原因。三十年来，他们制造了权贵，制造了贪官，制造了贫富差距，制造了动乱之源。由于他们的自私和贪婪，由于他们的资产是来自对国有资产的劫掠，他们从没有想过共富和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在现在的中国，企图维持现状的不到5%，超过95%的人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对现状不满，希望改变甚至希望革命。
真诚的右派或许会说，如果假以时日，他们也会象欧美一样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有社会动荡的忧虑。但问题是：需要多久？需要邓小平所说的‘再搞一百年’？我们都知道‘一百年’之说是他本人也不相信的糊弄人的鬼话！试问：有谁愿意再等待一百年？
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在中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依然是工农和劳动大众。只有当他们虽然不太富足但感到前途光明时，中国才不会有主席所担忧的政权周期性循环。而稳定工农的唯一办法是主席倡导的共富路线，而决不会是私有化道路。
中国的真诚的新老右派们也许会说，如果实行他们所宣称的‘普世价值’以及选举和舆论监督，中国照样可以稳定而避免动乱和革命.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中国几代志士的愿望,很多人为此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是谁在如此顽固而激烈的反对民主制度呢?其实正是中国的几代右派!从1927年412的枪声到1976年的政变；从邓小平的89屠城到温*家*宝们的违宪封网，这些反人民，反宪法，反民主的事件无一不是中国的历代右派参与策划的。中国的右派在民主问题上劣迹斑斑,早已失去了谈论民主的资格.
为使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享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毛*泽*东苦心设计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并唐而皇之的载入了宪法。他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工农和普通大众，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将会一直是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缺少文化；而提高工农文化任务，没有三代四代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他想到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谁能代表他们发言？即使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仍在，但有哪家电台或电视台愿意请一个普通的工农作访谈？如果一个工人或农民的文章写得颠三倒四，又有哪家出版社报社愿发表他文不对题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有谁保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席发明了‘四大’。他希望在他身后，工农大众可以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果失去了在媒体上的话语权，劳动大众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大字报’上。街头巷尾，即可发表；只言片语，宛然文章。虽不为编辑记者专家所认同，但他的读者特别是身边的读者却理解他的意思和观点。但在邓小平掌权后，悍然剥夺了他们这种权力。历史将会永远记住：当‘四大’权力被从宪法中清除时，中国全体右派作了邓小平的帮凶。但天不灭民。如今，可以告慰主席的是，他的‘四大’虽然被禁止了，但互联网的出现使‘四大’得以复生，人民又夺回了说话的权利。
很多年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语被人们误读和曲解了.如果用于一般民众,那一定是教人作望风转舵的无耻市侩,这无疑应视作贬义,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古人造此语的原意是专门针对"俊杰",即从政者的.如果一个政治家或准备从政的人不知人心向背,不明大势所趋,不识时务,固执于空洞理论不知变通,则永远成不了"俊杰".现在是在野的右派朋友们转变立场的时候了,和左派一起粉碎温*家*宝一伙祸乱中华的阴谋.人生苦短,余时无多；如果继续眷恋穷诚，徘徊歧路，则一定会被历史所抛弃，成为一堆行尸走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百花争芳斗艳，左右并生并存。如能在未来的岁月中为我们共同的祖国，为主席所希望的盛世作点事,也不枉在尘世一行.许多年后,当我们的子孙谈论这一代人时,他们会自豪地宣称,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第二次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