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矛：究竟如何“反思改革”？
（2006年3月17日）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一俊遮百丑”下，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和谐，各种矛盾越来越激化。改革离邓小平设计的目标越来越远，由此引起民众对改革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从经济学界分化出来的左派人士形成“经济学非主流派”，向“主流派”的右翼势力，发起了“反思改革”的论战，从而引发了对改革路径的第三次大争论。争论从2003年开始，在04年“郎顾之争”形成高潮，“非主流派”还把05年定为“反思改革年”，至今争论仍在继续。
但是，仔细观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非主流派”的反思改革，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反思”。“非主流派”只是针对“主流派”的理念与主张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对改革中出现的“偏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至于“主流派”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是在什么环节上出了“偏差”？错在什么地方？这种错误属于什么性质？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这些真正需要反思的问题，“非主流派”都没有反思。对于“非主流派”自己的主张，依据是什么？理论基础是什么？等等。“非主流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除了罗列一些人人看得见的现象，只说了“知其然”，并没有说出“所以然”的本质，这样的“反思”，治标不治本，其实解决不了中国目前存在的众多问题。
既然是“反思”，就应该痛定思痛，科学地剖析改革中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根源，真正吸取教训。否则，一场口水战后，又一切照旧。
究竟如何反思改革？
（一）首先必须分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是改革实践操作上的“偏差”？还是改革的大方向问题？这个大是大非，必须搞清楚，不能含糊！按总设计师的原教旨，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框架范围内的改革，既不是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改革，也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改革，更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因此，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在不产生新生资产阶级、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没有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基本前提下来进行的改革，这是一条底线。越过此线，就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了，性质就变了，改革的方向就出问题了！邓小平一再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邓小平很清醒：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大方向，必须在所有制问题和分配问题上，筑起两道防线。但20多年的改革结果却是越过了这两道防线，社会主义的围墙已被攻破。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名存实亡，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到底是总设计师所定的改革成败标准错了呢？还是改革本身走上邪路而错了？不反思这个原则问题，甚至低三下四地说“绝不会否定30年来改革开放的总方向”，这样的“反思”能彻底吗？
（二）“主流派”不承认改革走了邪路，不承认方向错了，主要根据是邓小平的一段话：“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段话是邓小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场争论中，针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说的。他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只要“三个有利于”，即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拿来用，不能“三个有利于”的，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也应该放弃，争论不必拘泥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形式问题，只要“三个有利于”就行。在邓小平看来，“姓社姓资”问题，决定于所有制和分配。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二条底线，就是搞社会主义。可见，邓小平说的“三个有利于”实际上是“猫论”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经济改革的具体运用，并不是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如果把“三个有利于”理解为是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那么，就会导致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只要“三个有利于”就是搞社会主义，而美国、英国、日本……那么多国家都在搞“三个有利于”， 难道都是在搞社会主义？
可见，27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按照“三个有利于”精神，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表示改革的方向没有错。如果在“三个有利于”的同时，丢失了社会主义原则，那就表示改革的性质变了、方向错了。虽然市场经济把经济搞上去了，但两极分化了，新生资产阶级形成了，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正如邓小平所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样的改革，难道不是违背了邓小平的初衷吗？难道不是改革的方向错了？“主流派”用经济增长的“一俊”遮百丑，能掩盖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吗？
（三）反思改革必须进一步追问：改革是怎么一步步走上这条邪路的？究竟在哪些坏节上出了问题？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衷，本意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旧框框，允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市场经济把经济搞上去，尽快摆脱穷困落后状态。由于传统的马列经典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此，邓小平不得不把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区别于马列经典所说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这表明，“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更不是资本主义，因此，坚守“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后两道防线，如果恢复私有制、恢复剥削，出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就彻底崩溃，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邓小平的重大贡献！所以，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预计为100年，期望用100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然后进入“社会主义低级阶段”。
遗憾的是，邓小平的“初级阶段”理论，被盘踞在政界商界学界的新自由主义极右势力所利用了，他们在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下，突破“初级阶段”的底线，把改革引向复辟资本主义。那么，“主流派”为什么能顺利地颠覆“邓小平理论”呢？
问题就出在“初级阶段”理论本身隐藏着三个陷阱，这三个陷阱恰好成了新自由主义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的最佳籍口，这是邓小平当初未曾预料到的。
1、既然“初级阶段”理论允许搞市场经济，那么，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而市场体系也就必然包括劳动力的要素市场。但劳动力是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意味着货币转化为资本。只要货币转化为资本，这就表明了资本剥削的确立。这种资本剥削，首先在引进外资的“三资企业”中打开缺口，然后迅速扩展到其他各类企业。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仅仅是必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全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福利待遇便逐一消失。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规律又决定了必须形成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以满足劳动力供需波动的需要，这样就必然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资本剥削的确立，按劳分配便被按资分配所替代，资本积累规律、贫困化规律、“马太效应”规律便随之开始运行，从而出现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贫富悬殊更是愈演愈烈，在经济增长世界第一的同时，基尼系数增长速度也成了世界第一。
2、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产权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既然“初级阶段”要搞市场经济，那么，私有化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按化公为私的方向，逐步推行私有化。从“两权分离”的各种责任制形式、股份制到MB0、建立高管激励机制，私有化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最终都变成私有制企业。即使保留“国有”名义的企业，也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成为一种动态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农村的乡镇集体企业更是早已纷纷演化为私有企业。大批的洋奴和买办通过当汉奸的途经，国有企业的老总和骨干通过吃里扒外的方式，更多的“能人”通过走私、贩毒、行贿受贿、贫污***、偷漏税款、制造银行不良资产、盗窃国有资产、上市圈钱、掠夺农民土地等手段，先后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创办私人公司。最终形成一个新生地主、资产阶级。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私有企业所占GDP的比例已达70％。邓小平坚守“公有制为主体”的防线彻底倒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覆存有一颗社会主义成份的细胞（国有企业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了短命鬼，“永久”牌的资本主义终于席卷神州大地。改革本来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结果却走到否定社会主义的反面。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创造了历史”的改革功绩！
3、市场经济是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运行的经济形式，即内在规则是价值规律，外在表现形式是竞争规律。既然“初级阶段”允许搞市场经济，那么，市场化改革就必然要倡导竞争的自由化。竞争自由化必然要排斥国家权力的任何行政干预，反对行政垄断但又形成市场垄断。竞争自由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此，竞争自由化必然是只顾追求GDP，醉心于“发展是硬道德”，对引进外资不惜卖国化、半殖民地化，从而不顾环境保护，罔顾国家经济安全。由此必然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资源的极大破坏，生态失衡，酸雨、沙尘暴，没有干净的江河湖海……，以及国民经济逐步被国际资本控制。
可见，改革之所以走上邪路，出现目前这种社会状态，说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隐匿的三个陷阱，恰好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三化”不谋而合，正是被新自由主义改革利用的结果。
（四）改革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与当初对改革所处的国际背景判断有误、对国际资本丧失必要的警惕有着一定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底的11届3中全会。当时世界经济正处于结构治理之中，也是新自由主义大发威风之际。在经历了1929年资本主义总危机之后的几十年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下，从走出危机，渡过难关，到二战以后又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新自由主义应声而起。到了70年代，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越来越突出，表现在：西欧和日本重建后再度崛起，与美国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三大中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发生崩溃；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突然结束，出现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无法解决的“滞胀”局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本国石油资源实行国有化，掀起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高潮；美国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战争深陷泥潭；60年代全球掀起革命浪潮，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声势浩荡，亚非拉民族独立革命风暴起伏连绵，拉美国家的革命使美国的后院起火……。而且中苏论战又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美苏之间争霸斗争愈演愈烈，中国重返联合国，出现了美、中、苏“大三角”的国际新格局。……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由此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思想。
新自由主义就是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它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市场调节“看不见之手”的“斯密教条”为原教旨，以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自私的理念为基础，主张每个人只要都为自己发财致富而投入竞争，其总体合力的结果，就能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放任私人资本无节制地剥削和竞争，鼓励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本积累。这种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之“三化”，就是新老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进行“全球治理”的对策，对内放弃赤字财政政策，削减财政福利支出，通过控制货币供给，缩减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治理通货膨胀，也就是用“滞”的恶化来治理“胀”。另一方面以资本全球化的策略，转移60年代下半期以来产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这种转移，主导力量是货币资本的金融全球化。因为随着世界市场相对和绝对的萎缩，出现越来越大的过度投资、过度积累，尤其美、日、欧三个国际资本积累中心日趋严峻。国际游资越积越多，必须四处寻找出路。资本全球化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迫使或诱惑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实施“产权私有化，竞争市场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而达到削弱乃至剥夺债务国的经济主权、继续维护垄断资本和国际资本利益的目的。所以，从70年代开始在世界到处蔓延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对70年代暴露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全球治理”，尤其在1990年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更是以资本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意识，成为美国霸权意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工具。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机，与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资本全球化”正好“一见钟情”。“资本全球化”正在为过剩游资找出路，以便转嫁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而中国刚经历***的严重破坏，急需资金把经济搞上去，穷怕了的中国人已经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了，只认“有钱就是娘”！两相宁愿，犹如干柴遇烈火，只恨相见太晚，一见面就立刻“上床”。这种国际背景，是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也是邓小平一再号召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要“解放思想”，“必须抓紧”的“机遇”。
打开国门的开放政策，最初表现在引进外资，创办“三资企业”。从国际资本角度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推行自由化的最好尝试。引进外资的本来目的是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的管理办法。为此中国给予外资在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等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结果却是在大量消耗水电煤油等资源环境被污染的条件下，仅仅赚取了一点少得可怜的加工费，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除了引进了资金和某些先进管理办法外，在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方面几乎毫无收获。这说明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并不是真的想让中国强大起来，而是为了一步步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对外资之优惠，简直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实在是一厢情愿，表错了情！相反，国际资本却利用开放政策，大肆资本输入，摆脱了他们的困境（如本来要破产的德国大众汽车，到中国一合资便起死回生），不仅用避税方法大量偷漏税款，而且通过参股合资经营，已在不少行业，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的许多要害之处。被新自由主义彻底洗过脑的“海归”与本土精英联合鼓吹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逐步开放各个要素市场，直到加入WT0，全面开放中国市场，正式纳入“华盛顿共识”轨道，……这究竟是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还是国际资本精心设计控制中国经济的阴谋？无论如何，连续几年在中国举行《财富》全球论坛的本身，只能说明中国成了已被人强奸还在感谢人家的傻B！竟然还阿Q式地自称加入国际俱乐部是“双赢”、“多赢”！在引进国际资本的开放过程中，大批洋奴买办穿针引线充当内奸角色，贱卖国有资产、贱卖银行资产、偷漏税款、制造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不顾国家经济安全而敛取个人资财，一步步按新自由主义的要求走入国际资本的圈套，这样的开放与改革，怎么可能不走上邪路？
（五）反思改革，还应该参考“前车之鉴”。
有人会说，管他什么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好。这种短视，犹如赌徒刚进赌场，庄家开始让你赢几把，给点甜头尝一尝，接下来便要你倾家荡产脱了裤子回家。
中国本来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按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搞起资本主义的改革，究竟前景如何？不妨参考一下“前车之鉴”。
近30多年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流行，经历了兴旺、衰落和破产过程。其劣迹斑斑，举例如下：
——1973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智利皮诺切特军人政变，推翻了阿连德左翼政府，随后就取消对民族工业的高保护关税，放弃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用私有化的“出口导向”战略取而代之。
——1979年5月，英国首相撒切尔上台，在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的口号下，吹响了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军号，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并削减财政的福利支出。
——1979年10月，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名义利率提高到近20%，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取代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要保证“充分就业”的根本目标，对罗斯福“新政”经济体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改革。
——1982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爆发的国际债务危机，正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在国外的杰作和直接牺牲品。
——1985年美国的“贝克计划”和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强制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实施“改革措施”，把拉美推入资本全球化的贫困陷阱，被迫遭遇第一个“失去的十年”。
——1989年苏东国家的解体和政权的更迭，在新自由主义的掌控下，这些国家经济上纷纷走上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道路。
——1990年，由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企业界人士、美国经济学家和拉美政府参加的华盛顿改革研讨会，推出了在全球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华盛顿共识”10项政策。
——1992年初，俄罗斯启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对前苏联经济制度与体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变革，改革实施10年，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和大灾难。
——1994年和1997年，实施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墨西哥、日本、南韩和东南亚各国先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
——1999-2002年，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的另一个样板阿根廷也轰然倒塌，连续四年负增长的严重经济危机，致使GDP一度居世界第9位的富庶之邦，顷刻沦为近乎破产的贫困之国。新自由主义使拉美又失去了第二个十年。
——新自由主义之祸害，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幸免。从80年代下半期至今，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并在破裂后陷入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欧盟国家特别是统一后德国的经济，也陷入了持续低迷以至长期衰退的状态。
——即使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也不能挽救美国经济的危机。如1987-88年美国储蓄和贷款协会银行的破产危机，1997-98年美国长期投资对冲基金的破产危机，以及2001年美国“知识经济”泡沫的破灭，……都是新自由主义放松或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蛊惑无节制的房地产投机和证券投机的直接产物。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内不仅加剧了富人与富人之间弱肉强食的争斗；更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加剧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对外则是加剧富国与穷国之间、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尤其是私有化改革的全球浩劫已经遭到被剥夺者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因此，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未来趋势，“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将越来越可能被“战争与革命”所取代，再次重现毛*泽*东所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格局。
综上所述，反思改革，不能遮遮掩掩，文过饰非，自欺欺人。必须敢于正视矛盾的结症，揭示问题的要害，抛弃名利，真正对人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