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对重庆事变的解读
所谓“事变”，当然是指 “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有对重庆市主要负责人的重大调整，也有对一些网站的封闭。作为网民，我首先关心的是后者。
一些人认为，借此“事变”，是“把左派的网站都封了”。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一是还有一些左派网站没有被封，二是被封的有的网站已经不那么左了，而且还对“维稳”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那么，又为什么不作区分都一样的封了呢？我认为主要是这些网站从王立军事发、一直到***应该是代表中央对此事件正式表态后，仍在力挺王立军。这些网站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出于认识和情感，有的仍然有其他的想法——如果力挺对了，某个人物以后担任更高角色，这也是一大功劳。就前者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对“王立军事件”的性质认识不到位，也是对王立军的“打黑”评价过高。
“王立军事件”，从官方立即确认他私自进入美国总领事馆、并滞留一整天，就已经说明是政治性质的、十分严重。一个副省（部）级高官的这个做法，是建国六十多年来唯一发生的一次。就像林彪事件，只要他的遗体是摔落在非战争状态的敌国领土上（当时的外蒙是苏联军事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这一基本事实推翻不了，就难以翻这个案。当然，“九、一三”和王立军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和影响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王立军为什么走出这“惊天动地” 的一步，所谓“反恐工作”的说法极其荒唐，“身体原因”也难以使人相信。余孝木的《王立军2月7日走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经过》文中说：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王立军见到黄市长，立即大哭起来，说有人要害他，要杀他，情绪十分激动。”那么，是谁“要害他，要杀他”？ 只能是比王立军这位主管社会安全的高官权力更大的人。王立军清楚的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首先受其打击的是薄熙来，薄至少要承担领导的责任。我想说的是，在王立军事件发生的前后，薄、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点也很重要。
对王立军从警几十年的表现，只要媒体的宣传（还拍了电视剧）基本属实，他本人确实是位“打黑英雄”。不过，这个英雄形象不是来到重庆后才有的，而是在辽宁省的铁岭市就已经树立起来了。王立军在铁岭从警近二十年，仅担任市公安局的领导职务就差不多有九年。他的英雄事迹不需要我在此赘述。应该说像王立军这样的打黑英雄、辑毒英雄，全国也不止他一个，有的做的比他更好。遗憾的是，就在“王立军事件” 发生的前后，媒体曝光了原铁岭市公安局长、副局长等头子严重的贪腐问题，有的犯罪事实还发生很早。尽管辽宁省委书记已表态说，他们的问题与王立军无关，但至少说明，王立军在那里主政时是搞好过一段，但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么到重庆，即使王立军不出这个事件，是不是还跳不出这个规律。
由此，我又想到，王立军“打黑”的手段基本上相同于三十年来全国年复一年的 “严打”。应当承认，每一次“严打”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都有过犯罪率的下降、群众安全感的增长等现象。但是，这三十年的“严打”，就是用一些公安厅局长正式发表的文章说，从长期来看，是越打越多、越抓越多、越杀越多（见我的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严打”甚至还有这样的现象：一些地方 “打黑”大多只用中小层次的黑恶势力充其政绩，大的惹不起。还有的“严打”，成为不同的黑恶集团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的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和一些官僚的勾结分赃。否则就不叫黑社会性质了，仅仅是刑事犯罪集团。无须回避，王立军治下的重庆市公安局，也同样有刑讯逼供的现象，这是从重庆市看守所出来的因强征地上访的青年农民、因毛主义党被牵连的同志告诉我的。
重庆这几年的打黑反腐，2008年揪出了文强这个司局级干部，四年过去了，落马的还是几个司局级干部，没有一个市（省部级）级的。而在全国，除了西藏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其余各省、市、自治区都有省部级干部落马，很多省还不止一个也不止一茬。那么重庆为什么例外呢？不知是因为前任几届领导留下了一个全国独特的廉洁的高官队伍呢，还是这些年的市委主要头头有其他的考虑。这当然不是王立军职权范围里的事情。
给王立军很高评价的大多是左派人士，这些左派人士几十年来都是高度称赞***时代的社会治安情况的，也都是不赞成并批评这几十年的“严打”方式的。那么，王立军没有走***时代的群众路线并用其政策，也同样是采用几十年来惯用的“严打”方式，为什么也会获得那么高的评价？应该是，对他的评价联系着一个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所谓“重庆模式”和薄熙来这个人物，我将另文谈论。
2012年3月17日
所谓“事变”，当然是指 “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有对重庆市主要负责人的重大调整，也有对一些网站的封闭。作为网民，我首先关心的是后者。
一些人认为，借此“事变”，是“把左派的网站都封了”。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一是还有一些左派网站没有被封，二是被封的有的网站已经不那么左了，而且还对“维稳”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那么，又为什么不作区分都一样的封了呢？我认为主要是这些网站从王立军事发、一直到***应该是代表中央对此事件正式表态后，仍在力挺王立军。这些网站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出于认识和情感，有的仍然有其他的想法——如果力挺对了，某个人物以后担任更高角色，这也是一大功劳。就前者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对“王立军事件”的性质认识不到位，也是对王立军的“打黑”评价过高。
“王立军事件”，从官方立即确认他私自进入美国总领事馆、并滞留一整天，就已经说明是政治性质的、十分严重。一个副省（部）级高官的这个做法，是建国六十多年来唯一发生的一次。就像林彪事件，只要他的遗体是摔落在非战争状态的敌国领土上（当时的外蒙是苏联军事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这一基本事实推翻不了，就难以翻这个案。当然，“九、一三”和王立军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和影响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王立军为什么走出这“惊天动地” 的一步，所谓“反恐工作”的说法极其荒唐，“身体原因”也难以使人相信。余孝木的《王立军2月7日走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经过》文中说：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王立军见到黄市长，立即大哭起来，说有人要害他，要杀他，情绪十分激动。”那么，是谁“要害他，要杀他”？ 只能是比王立军这位主管社会安全的高官权力更大的人。王立军清楚的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首先受其打击的是薄熙来，薄至少要承担领导的责任。我想说的是，在王立军事件发生的前后，薄、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点也很重要。
对王立军从警几十年的表现，只要媒体的宣传（还拍了电视剧）基本属实，他本人确实是位“打黑英雄”。不过，这个英雄形象不是来到重庆后才有的，而是在辽宁省的铁岭市就已经树立起来了。王立军在铁岭从警近二十年，仅担任市公安局的领导职务就差不多有九年。他的英雄事迹不需要我在此赘述。应该说像王立军这样的打黑英雄、辑毒英雄，全国也不止他一个，有的做的比他更好。遗憾的是，就在“王立军事件” 发生的前后，媒体曝光了原铁岭市公安局长、副局长等头子严重的贪腐问题，有的犯罪事实还发生很早。尽管辽宁省委书记已表态说，他们的问题与王立军无关，但至少说明，王立军在那里主政时是搞好过一段，但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么到重庆，即使王立军不出这个事件，是不是还跳不出这个规律。
由此，我又想到，王立军“打黑”的手段基本上相同于三十年来全国年复一年的 “严打”。应当承认，每一次“严打”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都有过犯罪率的下降、群众安全感的增长等现象。但是，这三十年的“严打”，就是用一些公安厅局长正式发表的文章说，从长期来看，是越打越多、越抓越多、越杀越多（见我的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严打”甚至还有这样的现象：一些地方 “打黑”大多只用中小层次的黑恶势力充其政绩，大的惹不起。还有的“严打”，成为不同的黑恶集团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的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和一些官僚的勾结分赃。否则就不叫黑社会性质了，仅仅是刑事犯罪集团。无须回避，王立军治下的重庆市公安局，也同样有刑讯逼供的现象，这是从重庆市看守所出来的因强征地上访的青年农民、因毛主义党被牵连的同志告诉我的。
重庆这几年的打黑反腐，2008年揪出了文强这个司局级干部，四年过去了，落马的还是几个司局级干部，没有一个市（省部级）级的。而在全国，除了西藏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其余各省、市、自治区都有省部级干部落马，很多省还不止一个也不止一茬。那么重庆为什么例外呢？不知是因为前任几届领导留下了一个全国独特的廉洁的高官队伍呢，还是这些年的市委主要头头有其他的考虑。这当然不是王立军职权范围里的事情。
给王立军很高评价的大多是左派人士，这些左派人士几十年来都是高度称赞***时代的社会治安情况的，也都是不赞成并批评这几十年的“严打”方式的。那么，王立军没有走***时代的群众路线并用其政策，也同样是采用几十年来惯用的“严打”方式，为什么也会获得那么高的评价？应该是，对他的评价联系着一个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所谓“重庆模式”和薄熙来这个人物，我将另文谈论。
2012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