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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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清风乱翻书(秦.村.箭.草) [200145:20768], 06:46:35 07/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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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
——关于“妓女现象”的通信
贺弘、武兵
编者按：贺弘与武兵同志的两封通信，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私有化导致经济基础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我国已经绝迹了几十年的“妓女现象”又死灰复燃，重新泛滥成灾。这两封信就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武器，对这种丑恶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背景、阶级属性，以及对社会风尚的腐蚀和对人民群众的危害，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剖析与严肃地批判。光阴荏苒，两位作者的通信距今已经十个年头了。现在的情况又怎样呢？完全可以用“触目惊心”、“俯拾皆是”这几个字来形容。“妓女现象”不仅丝毫没有扭转与改变的迹象，反而随着经济私有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深入，越来越严重了。当局开展的所谓“扫黄打非”，是治标不治本，所以群众说，“扫黄扫黄，越扫越黄”。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看问题，应该说，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妓女现象”、社会道德沦丧与***等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挖掉私有制这个总祸根。多年来，在加快私有化步伐的社会演变中，为卖淫嫖娼合法化的舆论也应运而生。2006年1月1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笔名皇甫平）公开发表文章，向人大、政协组织“献计献策”，呼吁“***需要产业化，规范化”，并把妓女称谓“性工作者”，把卖淫嫖娼称谓“性产业”。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被美国培养出来的女博士、号称“性专家”的李银河研究员，从2003开始就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她的“性解放”、“性革命”的理论，不知羞耻地赞美“换偶”、“同性恋”、“一夜情”等性乱行为。这种舆论越造越大，规格也越来越高，甚至搞到国家权力的庙堂之上。在今年3月5-14日召开的“两会”上，连续三届的人大代表迟夙生找了30个代表联名提出“卖淫嫖娼合法化”的提案，她的理由竟然是卖淫嫖娼者是“自愿的”，是她们“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作为她的职业”，所以。“应该把她们组织起来”，“保障健康，安全地交易”。这么多无耻的官员、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在为“妓女现象”的“合法化”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并且能在媒体上畅行无阻，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由此可见，我们党和国家的和平演变走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这篇通信，2003年1月曾被《主人公》和《华岳》两家网站刊发过。现予以重发，以便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重要社会现象进而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注。
一
武兵同志：
您好！我在9月又患了一场大病，住院一个月，现在有所恢复，但人老了，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是将七十的入土之人。
过去几年，我经常和离休的原县地的老同志去农村工厂学校看看听听。今年只在上半年下去过两次。平日里，有时去公园走走听听一些退休干部、职工和下岗失业工人的议论，有时早晨去江边、大桥下散散步，每次出去都会看到在桥下或在草坪上睡觉的打工农民和拉嫖客的卖淫女子。这些女子有十七八岁的，也有的三十多岁的。一次，我跑过去问她们：家里有没有父母、兄弟或丈夫、儿子？他们知不知到你在外边干如此耻辱的勾当？她们回答：我们为了活命，到宁波找工作又找不到，回家去连路费都没有，每天吃饭、租房都要钱，人都要饿死了还有什么耻辱不耻辱的，不然，还会为赚10元钱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吗？我听后，无话再说。我回家问夫人：如果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会怎么想？做人的良心何在？前几天我去单位几位同志的办公室，碰见公安局的警察，我就请问他：公安局对嫖娼管不管？他说：如有举报，就要去应付一下，没有举报，就不去管，现在我们市有成千上万的卖淫女，全市有那么多的宾馆饭店，有哪一个没有赌场（名为棋牌室）没有嫖娼的？如果没有嫖娼没有赌场，经济就不能繁荣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就慢，财政收入就减，机关干部奖金福利就没有发的，如果我们区的公安去抓管，他（她）们就到别的区去嫖赌，我们区经济就上不去，所以，现在当官的有多少养二奶、三奶和嫖赌的？但又有几个被查处了呢？现在各级领导形成了“共识”，认为有嫖赌才能使经济发展，才有政绩。我听后在想，这难道是十三年来付诸实践的“理论创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嫖赌遍及全国城乡，而且日益“繁荣”，我们***各级领导人道德沦丧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责怪人民百姓咒骂当今的***是假***，是逼良为娼、逼良为盗、祸国殃民呢？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自己毁灭自己，就是起来第二次革命。
我从四九年开始跟***，参加***近50年，今年67岁，解放后从剿匪反霸开始，历次运动都参加，我们党某些方面虽然有过失误，但人民百姓对我们党没有一点失望过。完全出于内心高喊：***万岁！毛主席万岁！现在可以说，到处都可以听到老百姓骂当今的“***”是“***透顶”、“政治骗子”、“手段毒辣”、“祸国殃民”、“卖国贼”、“吸血虫”、“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先把工人几十年血汗吸尽把工人置于死地，然后再装出慈善，什么再就业、社会保险等，使工人再次受剥削压迫”。这些骂人的话，很有市场。
群众说，全国从南到北没有多少是真的，只有官员***、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受苦受难才是真的。但我们的宣传舆论整天在喋喋不休的宣传大好形势，特别突出13年来的“辉煌”。党的喉舌、舆论工具的宣传和社会事实相距甚远。这岂不是在自编自导自演，自己欺骗自己吗？这种局面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确实令人忧心。如果我们党真的自己灭亡了自己，我们以后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先烈、先辈呢？党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对党心民心的现状，难道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每一个还有一点良心的***员，在党的生死存亡面前，怎能浑浑噩噩无动于衷呢？但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有什么能耐呢？大声呐喊吧，中央领导能听到吗？更何况像我这样年老多病的普通党员，能去补天吗？我在住院手术及在家养病期间，一些老同志、老同事以及一些青年学生来看我，都谈起现在“太平盛世”下掩盖着危机四伏，全国铺满干柴，随时都有燃烧、爆发的危险，仅靠宣传舆论欺骗是长不了的；靠专制镇压，也不是办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起群众更强烈地反抗。
朋友们都叫我好好养病，争取多活几年，或许还能看到***有清明的一天。我现在身体仍虚弱，思维也乱，幸亏精神尚好，还能再活几年吧。
字写的很乱，望谅。
致以
同志敬礼！
贺弘
2002.11.17
二
贺弘同志：
11月7日和12月6日两次来信均已收到，因故未能及时回信，望谅。谢谢您向我反映那么多基层的真实情况。读后，心情难以平静。现在，我们党一些人，整天里花天酒地、夸夸其谈，只知道升官发财，根本不关心和体恤老百姓的疾苦，连开明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如。清人郑板桥还能够写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那样令人感动的诗句，唐人韦应物的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说明他还有那么点不忘本的意思，而我们某些披着***员外衣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心里根本没有老百姓！不仅如此，有的已经变成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的官僚资产阶级。
就说你提到的卖淫嫖娼这个问题吧，这无疑是当前社会的一个毒瘤。建国初期，在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几千年来没有解决了的问题，一下子给解决了，这只有***才能做到啊！
谁能想到，几十年后的中国，这个问题又死灰复燃了。民间有许多顺口溜，生动的反映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和现状，例如：“打假打假，越打越假；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扫黄扫黄，越扫越黄。”为什么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这能说与路线、政策、道路问题不无关系吗？多年来，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浑浊氛围中，一切一切都变成了商品，连党性、权力、良心都可以拿来买卖、交换，何况“性”呢？把“性”当作商品来买卖，搞什么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可以说，它与权钱交易一样，在全国已经不是个别和少数地区的现象了，几乎普及了。君不见散落在全国大大小小城镇的夜总会、歌舞厅、发廊、洗浴中心、宾馆、饭店，不是许多都已变成色情交易的淫秽场所了吗？有些人竟恬不知耻的把这些丑恶现象视为繁荣昌盛，老百姓则讥笑为“贩荣娼盛”。不管怎么说，人们的神经好像已经麻木了，见怪不怪了。玩弄女性，已成为那些大款大腕和贪官污吏们肮脏生活的一部分。先是港商台商、外国商人在大陆养情妇，包“二奶”，接着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小密、情人、“二奶”，甚至“三奶”、“四奶”满天飞，在商界和某些所谓名流社会闹得个乌烟瘴气！据媒体已经公布出来的******大案，多有“生活糜烂”方面的罪行。例如，湖北天门市那位“五毒书记”张二江，竟然糟蹋了115名女人，不知够不够上世界吉尼斯记录，但起码创下了当今贪官嫖娼的最新记录。又如，某市市委书记与市长同时在一处嫖娼，一时舆论哗然，影响极坏。至于在那些以所谓“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喜新不厌旧”为道德标准，已经沾染上资产阶级恶习的人群中，到色情场所“泡妞儿”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对于“妓女现象”死灰复燃的原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法。例如，什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可避免呀，什么市场经济不完善呀，等等，我的看法，我上面已经说到，还是应当从社会制度上找原因。应当说，妓女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奴隶制社会，私有制开始形成，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作为生产者的奴隶。关于历史分期，史学家认为，我国的夏代即进入奴隶制社会。奴隶们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和私有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屠杀。从史料上看，虽然这时还没有出现妓女一词（“妓女”一词，最早出现在史料上的是《后汉书》“梁统传”），然而，年轻貌美的女奴隶是可以被奴隶主们任意占有的。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号称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原名《诗》又名《诗三百》），在“国风”类的部分民歌里，就强烈表现了身为奴隶的妇女们所受到的压迫和她们被奴隶主任意蹂躏而充满血泪的痛苦生活。封建社会是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种私有制社会。一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的，这个时期的“妓女现象”开始产生并且愈发严重起来。我所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对这种现象就有许多生动而深刻的描述。诸如，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中的妓女李娃、元代关汉卿的《救风尘》中的妓女宋引章、《玉堂春》《苏三起解》中的苏三、《杜十娘》中的杜十娘等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真实的再现了妓女们任人践踏蹂躏、生活悲苦的情景。至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妓女现象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资产阶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作料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在这个问题上早有许多极为深刻的论述。例如，《***宣言》就有这样几段鞭辟入里的文字：“它（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你们***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呀，——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的向我们这样叫喊。……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公妻制无须***人来实行，它差不多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马克思又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断言，所有工资劳动是一种形式的卖淫：“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第118页）马克思为这段话作注说：“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而已，因为这种卖淫是一种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的关系，而且后者的下流无耻远为严重。所以，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到卖淫这一范畴中。”列宁1913年在《资本主义和妇女劳动》一文中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描述，他指出：“对于卖淫现象的任何‘道义上的愤慨’（99%都是假的），都无助于取消这种妇女肉体买卖的事情：只要雇佣奴役制存在，卖淫现象就必然存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从来都是被迫（对他们的剥削也就在这里）第一向压迫者提供无偿劳动，第二把他们的妻女送给‘老爷们’当姘妇。”（《列宁全集》第36卷，219页）
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合写《***宣言》的1847年，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浪漫派作家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问世了，剧中的主人公玛格丽特，就是一位出身贫苦家庭，因为找不到工作被迫沦为妓女，而被资产阶级当作玩物的人物。与《茶花女》同在1847年出版的还有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交际花盛衰记》，以及1862年出版的雨果的小说《悲惨的世界》，1889年问世的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晚年的力作《安娜•卡列尼娜》等许多世界名著中都有对妓女们悲惨命运的描写。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妓女现象”是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分不开的，私有制是产生”妓女现象”的唯一土壤。我记得有一本书说，从奴隶制社会开始就由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了，可是，从奴隶主阶级到封建地主阶级，再到资产阶级，哪个认真实行过？外国先不说，奴隶制社会不说，就从我国封建社会说起吧，从公元前475年的战国开始至1840年这长达2315年的岁月里，那些封建皇帝和士大夫们哪个不是妻妾成群？那位“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他的传世之作、被毛主席称之为“一部历史小说”的《红楼梦》，既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糜烂生活的最好写照。1840年以后，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劳动人民更是苦不堪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除了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以外，“纳妾现象”、“妓女现象”一直就没有杜绝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人类社会第一次由受尽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这些国家里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铲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土壤，广大妇女从此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实现了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实现了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旧社会的恶俗陋习被一扫而光，“纳妾现象”、“妓女现象” 、“把他们的妻女送给‘老爷们’当姘妇”的现象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一扫而光。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们也获得了解放，开始新的人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此，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全国人民从此万众一心欢天喜地的迈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亿万劳动人民真正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妇女们有了自己做人的尊严。
然而，上世纪末，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刮起了一股风，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由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与各国***内上层叛徒集团的出卖，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向资本主义，从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于是，与私有化相伴而生的各种丑恶现象包括“妓女现象”，又滋生泛滥开来（只有古巴、朝鲜除外）。2000年，我去俄罗斯一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现恢复圣彼得堡旧称）见到，赌场、妓院都恢复了，许多公共场合都有妓女出没。在我下榻的宾馆，电视里每晚都有妓女的广告，不堪入目。去年我去泰国旅游，在风光旖旎的芭堤亚，就曾见到来自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年轻姑娘，导游说，她们成群结队的到泰国来谋生，大多从事着卖笑卖淫的屈辱职业。近些年，在我国一些城市也能见到她们的凄楚的身影。
在我国，重新出现卖淫嫖娼现象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从深圳、珠海、海南等特区开始的，仅十几年的时间，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从沿海蔓延到内地，由城市蔓延到乡村，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妓女现象”、“二奶现象”已经遍地开花了。与此同时，早已根绝了的性病又在中华大地上流行起来。与性病吸毒血液传播相联系的艾滋病也以几何级数增长着，去年是100万人，专家预计2010年将达1000万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现在，不仅经济上、法律上，而且黄、赌、毒也已与世界接轨了。
这些年，从表面上看，不能说没有做工作，“扫黄”、“打非”不是也整天在喊吗？但是为什么见不到效果，甚至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毛主席时代几天、几十天就能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却十几年都解决不了呢？
应当看到，卖淫者多为生活贫苦所迫，这正是上边讲到的，与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基础不无关系。在我国，公有制事实上已经不占主体了。据媒体介绍，私人资本已占到57%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嘛，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怎么可能不变呢？即使牌子不变，实质早已变了。经济上，在“实行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公有制企业产权”、“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国退民进”、“欢迎外国资本收购国企参与改造国企”等等迷惑人的口号和主张下，私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不是破产就是改公为私（股份制也是私有制）。于是，在所谓“人口过剩”、“企业冗员过多”、“企业不能养懒汉”、“打破铁饭碗”、“竞争上岗”、“减人增效”等等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中，新中国的主人们被纷纷赶出工厂，流落街头，造成所谓“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严重局面。在城镇，已有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而官方公布的数字，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不可信的，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城市失业人口不少于3000万，失业率大大超过官方公布的3%，已高达7%以上。在农村，“三农”的情况更是糟糕。据估计，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1.5亿到2亿。由于人民公社被解散，集体经济已名存实亡，没有了当年毛主席所号召的组织起来，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再加上医疗、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三提留”、“五统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实在喘不过气来，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一股宏大的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民工潮，他们流入特区，流入沿海，流入城市，成为“新时代”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亦即打工崽、打工妹。据中国青年报今年1月25日报道，仅广东一省就有2129万进城务工人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流动人口时写道：“我们现在要说到人民的这样一个阶层，他们起源于农村，但大部分要在工业上就业。他们是资本的轻骑步兵，资本按照它的需要，时而把他们调到这里，时而把他们调到那里。”（《资本论》第一卷第733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些“轻骑兵”的悲惨生活作了极为详细的叙述。马克思把流浪的人，犯罪的人，卖淫为业的人统统列为“相对过剩人口中陷溺得最深的一层，是处于赤贫，需要救济的范围”的“流氓无产者”。马克思认为，“他们大批转化为乞丐，盗匪，浪人，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而大多数是由于环境的逼迫。”（《资本论》第一卷第708、810页）。在前面提到的中国青年报那篇报道，也反映了被马克思称为“资本轻骑兵”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凄苦状况：“广东2629万打工者中85%是青年；85.5%的人每天工作10-14小时，47%的人没有休息日，少数人领到不足三元的低微的加班费，大部分人没有加班费；过半数的务工青年每月只有400——800元的微薄收入，而且很不稳定；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中64.4%存在拖欠工资、克扣或拒发工资的现象，有的务工青年辛苦一年，血汗钱却被无限期拖欠；有35.5%的企业（工厂）老板对员工有打骂现象，严重违背务工青年人身权利；工伤事故大量发生……”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这些现象与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资本论》中所描写的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现象是何等的相似乃尔！这些材料读来，不能不令人发指。现在，当局对城镇贫困阶层的所谓“下岗保证线”、“失业保证线”、“最低生活线保证线”三道“保证线”云云，那都是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则是另一番情景：一是在多数人中落实不了，二是少数人即使落实了，也是杯水车薪。《报刊文摘》2002年1月7日透露，“目前，我国有超过1500万的城市贫困人口，截止8月（2001年）各级政府实际保障的人数仅为604万，中央提出的‘应保尽保’而造成‘应保未保’的主要原因是资金困难。如吉林省应享受‘最低生活保证线’（简称低保）的人数约为74万，而目前能享受到的只有7万。”对此，该文不无感慨的指出：“在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栋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低保问题就能解决。”我举这些数字和素材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妓女现象”是私有化的产物，是病态的社会逼良为娼。这是主要原因。
其次，再看看我们的宣传、教育、文化等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情况吧。现在，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如此的败坏，是与我们的宣传、教育、文化，以及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分不开的。
在文化方面。就说电影、电视剧吧，过去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看看现在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点也不冤枉他们。现在占领我们文化舞台的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工农兵的大众文化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文化不见了，所歌颂的也不仅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了，封、资、修的文化一齐上了。文化走向市场，其中的色情文化自然是不可少的。你看，皇帝戏是一个接一个的演，还不断地花样翻新、“戏说”，皇帝们不仅都被打扮成了德高望重、救民与水火之中的大好人、救世主，而且，把皇帝们的三宫六院嫔妃成群，当成是一种荣耀来渲染，甚至连皇帝在民间的寻花问柳的丑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当局的政策也不断地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倾斜，当权者嫌贫爱富了，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必然跟着嫌贫爱富了。某些文学家的笔、某些导演指挥的摄像机，不是对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就是对着“腰缠万贯”的资本家，更是对着全心全意为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断呼风唤雨的大官们。皇帝、资本家、贪官污吏们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荧屏上银幕上的主角。
于是，“性文化”也粉墨登场了。在许多地方被堂而皇之地抬了出来。时下，一个色情，一个暴力，一个骂社会主义，一个歌颂资本主义，已成为某些写匠们追蝇逐臭的赚钱题材。某些小说，充斥着肮脏的色情描写与渲染，甚至连被人们称为“淫书”的明代小说《***》的作者如在天有灵，也会自叹弗如。《***》虽然含有一定的色情毒素，但它毕竟真实地揭露了明代社会的黑暗面貌和官商恶霸的残暴荒淫，而时下某些把色情写作作为赚钱手段的作家，其灰暗心灵还不如那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兰陵笑笑生先生呢！可他们中的“佼佼者”还不断受到当局奖励呢！这些年怪事实在多，几年前跑到国外大写色情作品、大骂社会主义的那位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动作家高行键，竟然被西方某机构评为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可见时下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接轨”程度了。更可笑的是教育界正在大张旗鼓进行的“性教育”，本来让青少年懂得一些性知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有些地方却走了样，某些大学竟给学生发避孕套，某市还在郊区建立起“性教育基地”，把人们所忌讳的、隐秘的那个“宝贝”雕塑成像，矗立于大庭广众面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和不满。
当然，在文化、艺术和影视领域不是说没有好人、好作品，好的也有，例如《长征》、《***燃烧的岁月》等，就是久演不衰深受群众喜欢的好作品，但是，他们没有成为主流，几次评奖都没有他们的份。谢天谢地，前几天在一次颁奖晚会上，终于看到《***燃烧的岁月》中的两位主要演员得了最佳演员奖。
不知从何时起，各地还兴起一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风。“性文化”因有发展经济这个中心撑腰，更是理直气壮了。有些丧尽天良的“改革家”竟然提出，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来发展经济。说什么为创造招商引资“宽松环境”，各大城市可以建红灯区！事实上全国各地不叫“红灯区”的红灯区，早已存在了。
第三，再从法律和道德层面上看，虽然卖淫嫖娼、三陪、养二奶，都是目前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所不允许的，然而，为什么社会主义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都难以到位、难以奏效呢？这里也自有原因。民谣云：“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大沿帽中间洼，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这些民谣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反映了部门利益和经济因素。抓赌抓嫖，已成为某些地方、某些司法机关重要财源，赌徒和妓女成了他们的摇钱树。您在信中所写的那位警察的话就很生动的揭开了这个谜底。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大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应当说，妓女也好，“二奶”也好，卖淫也好，这些人多为普通老百姓，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子女。《词海》上说，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女子。试问，当今中国，有哪家大官大款的子女当妓女？可以断定，一个也没有！凡是妓女，多为生活所迫，贫困所至。这些年，旧社会流传的“笑贫不笑娼”的道德经又冒出来毒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群众。2002年9月22日。《北京青年报》有一篇题为《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的报道，把卖淫场所，称为“娱乐场所”，把卖淫者叫做“性工作者”，承认存在着“商业‘性’交易”。这样一改，一承认，实际上使卖淫嫖娼合法化了。卖淫者，成为“性工作者”，嫖娼者是“商业‘性’交易”，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可它竟然刊登在我们的党报上。
可以预见，这种“商业‘性’交易”会更加泛滥成灾。
总而言之，妓女现象，决不是的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只是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变化和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要铲除“妓女现象”，首先得从消灭私有制作起。
好了，就先谈到这吧。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并祝节日好！
武兵
20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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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清风乱翻书(秦.村.箭.草) [200145:20768], 06:46:35 07/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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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
——关于“妓女现象”的通信
贺弘、武兵
编者按：贺弘与武兵同志的两封通信，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私有化导致经济基础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我国已经绝迹了几十年的“妓女现象”又死灰复燃，重新泛滥成灾。这两封信就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武器，对这种丑恶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背景、阶级属性，以及对社会风尚的腐蚀和对人民群众的危害，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剖析与严肃地批判。光阴荏苒，两位作者的通信距今已经十个年头了。现在的情况又怎样呢？完全可以用“触目惊心”、“俯拾皆是”这几个字来形容。“妓女现象”不仅丝毫没有扭转与改变的迹象，反而随着经济私有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深入，越来越严重了。当局开展的所谓“扫黄打非”，是治标不治本，所以群众说，“扫黄扫黄，越扫越黄”。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看问题，应该说，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妓女现象”、社会道德沦丧与***等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挖掉私有制这个总祸根。多年来，在加快私有化步伐的社会演变中，为卖淫嫖娼合法化的舆论也应运而生。2006年1月1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笔名皇甫平）公开发表文章，向人大、政协组织“献计献策”，呼吁“***需要产业化，规范化”，并把妓女称谓“性工作者”，把卖淫嫖娼称谓“性产业”。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被美国培养出来的女博士、号称“性专家”的李银河研究员，从2003开始就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她的“性解放”、“性革命”的理论，不知羞耻地赞美“换偶”、“同性恋”、“一夜情”等性乱行为。这种舆论越造越大，规格也越来越高，甚至搞到国家权力的庙堂之上。在今年3月5-14日召开的“两会”上，连续三届的人大代表迟夙生找了30个代表联名提出“卖淫嫖娼合法化”的提案，她的理由竟然是卖淫嫖娼者是“自愿的”，是她们“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作为她的职业”，所以。“应该把她们组织起来”，“保障健康，安全地交易”。这么多无耻的官员、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在为“妓女现象”的“合法化”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并且能在媒体上畅行无阻，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由此可见，我们党和国家的和平演变走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这篇通信，2003年1月曾被《主人公》和《华岳》两家网站刊发过。现予以重发，以便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重要社会现象进而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注。
一
武兵同志：
您好！我在9月又患了一场大病，住院一个月，现在有所恢复，但人老了，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是将七十的入土之人。
过去几年，我经常和离休的原县地的老同志去农村工厂学校看看听听。今年只在上半年下去过两次。平日里，有时去公园走走听听一些退休干部、职工和下岗失业工人的议论，有时早晨去江边、大桥下散散步，每次出去都会看到在桥下或在草坪上睡觉的打工农民和拉嫖客的卖淫女子。这些女子有十七八岁的，也有的三十多岁的。一次，我跑过去问她们：家里有没有父母、兄弟或丈夫、儿子？他们知不知到你在外边干如此耻辱的勾当？她们回答：我们为了活命，到宁波找工作又找不到，回家去连路费都没有，每天吃饭、租房都要钱，人都要饿死了还有什么耻辱不耻辱的，不然，还会为赚10元钱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吗？我听后，无话再说。我回家问夫人：如果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会怎么想？做人的良心何在？前几天我去单位几位同志的办公室，碰见公安局的警察，我就请问他：公安局对嫖娼管不管？他说：如有举报，就要去应付一下，没有举报，就不去管，现在我们市有成千上万的卖淫女，全市有那么多的宾馆饭店，有哪一个没有赌场（名为棋牌室）没有嫖娼的？如果没有嫖娼没有赌场，经济就不能繁荣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就慢，财政收入就减，机关干部奖金福利就没有发的，如果我们区的公安去抓管，他（她）们就到别的区去嫖赌，我们区经济就上不去，所以，现在当官的有多少养二奶、三奶和嫖赌的？但又有几个被查处了呢？现在各级领导形成了“共识”，认为有嫖赌才能使经济发展，才有政绩。我听后在想，这难道是十三年来付诸实践的“理论创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嫖赌遍及全国城乡，而且日益“繁荣”，我们***各级领导人道德沦丧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责怪人民百姓咒骂当今的***是假***，是逼良为娼、逼良为盗、祸国殃民呢？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自己毁灭自己，就是起来第二次革命。
我从四九年开始跟***，参加***近50年，今年67岁，解放后从剿匪反霸开始，历次运动都参加，我们党某些方面虽然有过失误，但人民百姓对我们党没有一点失望过。完全出于内心高喊：***万岁！毛主席万岁！现在可以说，到处都可以听到老百姓骂当今的“***”是“***透顶”、“政治骗子”、“手段毒辣”、“祸国殃民”、“卖国贼”、“吸血虫”、“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先把工人几十年血汗吸尽把工人置于死地，然后再装出慈善，什么再就业、社会保险等，使工人再次受剥削压迫”。这些骂人的话，很有市场。
群众说，全国从南到北没有多少是真的，只有官员***、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受苦受难才是真的。但我们的宣传舆论整天在喋喋不休的宣传大好形势，特别突出13年来的“辉煌”。党的喉舌、舆论工具的宣传和社会事实相距甚远。这岂不是在自编自导自演，自己欺骗自己吗？这种局面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确实令人忧心。如果我们党真的自己灭亡了自己，我们以后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先烈、先辈呢？党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对党心民心的现状，难道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每一个还有一点良心的***员，在党的生死存亡面前，怎能浑浑噩噩无动于衷呢？但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有什么能耐呢？大声呐喊吧，中央领导能听到吗？更何况像我这样年老多病的普通党员，能去补天吗？我在住院手术及在家养病期间，一些老同志、老同事以及一些青年学生来看我，都谈起现在“太平盛世”下掩盖着危机四伏，全国铺满干柴，随时都有燃烧、爆发的危险，仅靠宣传舆论欺骗是长不了的；靠专制镇压，也不是办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起群众更强烈地反抗。
朋友们都叫我好好养病，争取多活几年，或许还能看到***有清明的一天。我现在身体仍虚弱，思维也乱，幸亏精神尚好，还能再活几年吧。
字写的很乱，望谅。
致以
同志敬礼！
贺弘
2002.11.17
二
贺弘同志：
11月7日和12月6日两次来信均已收到，因故未能及时回信，望谅。谢谢您向我反映那么多基层的真实情况。读后，心情难以平静。现在，我们党一些人，整天里花天酒地、夸夸其谈，只知道升官发财，根本不关心和体恤老百姓的疾苦，连开明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如。清人郑板桥还能够写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那样令人感动的诗句，唐人韦应物的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说明他还有那么点不忘本的意思，而我们某些披着***员外衣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心里根本没有老百姓！不仅如此，有的已经变成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的官僚资产阶级。
就说你提到的卖淫嫖娼这个问题吧，这无疑是当前社会的一个毒瘤。建国初期，在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几千年来没有解决了的问题，一下子给解决了，这只有***才能做到啊！
谁能想到，几十年后的中国，这个问题又死灰复燃了。民间有许多顺口溜，生动的反映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和现状，例如：“打假打假，越打越假；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扫黄扫黄，越扫越黄。”为什么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这能说与路线、政策、道路问题不无关系吗？多年来，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浑浊氛围中，一切一切都变成了商品，连党性、权力、良心都可以拿来买卖、交换，何况“性”呢？把“性”当作商品来买卖，搞什么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可以说，它与权钱交易一样，在全国已经不是个别和少数地区的现象了，几乎普及了。君不见散落在全国大大小小城镇的夜总会、歌舞厅、发廊、洗浴中心、宾馆、饭店，不是许多都已变成色情交易的淫秽场所了吗？有些人竟恬不知耻的把这些丑恶现象视为繁荣昌盛，老百姓则讥笑为“贩荣娼盛”。不管怎么说，人们的神经好像已经麻木了，见怪不怪了。玩弄女性，已成为那些大款大腕和贪官污吏们肮脏生活的一部分。先是港商台商、外国商人在大陆养情妇，包“二奶”，接着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小密、情人、“二奶”，甚至“三奶”、“四奶”满天飞，在商界和某些所谓名流社会闹得个乌烟瘴气！据媒体已经公布出来的******大案，多有“生活糜烂”方面的罪行。例如，湖北天门市那位“五毒书记”张二江，竟然糟蹋了115名女人，不知够不够上世界吉尼斯记录，但起码创下了当今贪官嫖娼的最新记录。又如，某市市委书记与市长同时在一处嫖娼，一时舆论哗然，影响极坏。至于在那些以所谓“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喜新不厌旧”为道德标准，已经沾染上资产阶级恶习的人群中，到色情场所“泡妞儿”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对于“妓女现象”死灰复燃的原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法。例如，什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可避免呀，什么市场经济不完善呀，等等，我的看法，我上面已经说到，还是应当从社会制度上找原因。应当说，妓女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奴隶制社会，私有制开始形成，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作为生产者的奴隶。关于历史分期，史学家认为，我国的夏代即进入奴隶制社会。奴隶们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和私有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屠杀。从史料上看，虽然这时还没有出现妓女一词（“妓女”一词，最早出现在史料上的是《后汉书》“梁统传”），然而，年轻貌美的女奴隶是可以被奴隶主们任意占有的。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号称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原名《诗》又名《诗三百》），在“国风”类的部分民歌里，就强烈表现了身为奴隶的妇女们所受到的压迫和她们被奴隶主任意蹂躏而充满血泪的痛苦生活。封建社会是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种私有制社会。一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的，这个时期的“妓女现象”开始产生并且愈发严重起来。我所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对这种现象就有许多生动而深刻的描述。诸如，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中的妓女李娃、元代关汉卿的《救风尘》中的妓女宋引章、《玉堂春》《苏三起解》中的苏三、《杜十娘》中的杜十娘等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真实的再现了妓女们任人践踏蹂躏、生活悲苦的情景。至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妓女现象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资产阶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作料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在这个问题上早有许多极为深刻的论述。例如，《***宣言》就有这样几段鞭辟入里的文字：“它（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你们***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呀，——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的向我们这样叫喊。……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公妻制无须***人来实行，它差不多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马克思又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断言，所有工资劳动是一种形式的卖淫：“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第118页）马克思为这段话作注说：“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而已，因为这种卖淫是一种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的关系，而且后者的下流无耻远为严重。所以，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到卖淫这一范畴中。”列宁1913年在《资本主义和妇女劳动》一文中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描述，他指出：“对于卖淫现象的任何‘道义上的愤慨’（99%都是假的），都无助于取消这种妇女肉体买卖的事情：只要雇佣奴役制存在，卖淫现象就必然存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从来都是被迫（对他们的剥削也就在这里）第一向压迫者提供无偿劳动，第二把他们的妻女送给‘老爷们’当姘妇。”（《列宁全集》第36卷，219页）
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合写《***宣言》的1847年，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浪漫派作家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问世了，剧中的主人公玛格丽特，就是一位出身贫苦家庭，因为找不到工作被迫沦为妓女，而被资产阶级当作玩物的人物。与《茶花女》同在1847年出版的还有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交际花盛衰记》，以及1862年出版的雨果的小说《悲惨的世界》，1889年问世的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晚年的力作《安娜•卡列尼娜》等许多世界名著中都有对妓女们悲惨命运的描写。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妓女现象”是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分不开的，私有制是产生”妓女现象”的唯一土壤。我记得有一本书说，从奴隶制社会开始就由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了，可是，从奴隶主阶级到封建地主阶级，再到资产阶级，哪个认真实行过？外国先不说，奴隶制社会不说，就从我国封建社会说起吧，从公元前475年的战国开始至1840年这长达2315年的岁月里，那些封建皇帝和士大夫们哪个不是妻妾成群？那位“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他的传世之作、被毛主席称之为“一部历史小说”的《红楼梦》，既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糜烂生活的最好写照。1840年以后，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劳动人民更是苦不堪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除了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以外，“纳妾现象”、“妓女现象”一直就没有杜绝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人类社会第一次由受尽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这些国家里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铲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土壤，广大妇女从此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实现了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实现了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旧社会的恶俗陋习被一扫而光，“纳妾现象”、“妓女现象” 、“把他们的妻女送给‘老爷们’当姘妇”的现象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一扫而光。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们也获得了解放，开始新的人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此，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全国人民从此万众一心欢天喜地的迈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亿万劳动人民真正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妇女们有了自己做人的尊严。
然而，上世纪末，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刮起了一股风，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由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与各国***内上层叛徒集团的出卖，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向资本主义，从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于是，与私有化相伴而生的各种丑恶现象包括“妓女现象”，又滋生泛滥开来（只有古巴、朝鲜除外）。2000年，我去俄罗斯一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现恢复圣彼得堡旧称）见到，赌场、妓院都恢复了，许多公共场合都有妓女出没。在我下榻的宾馆，电视里每晚都有妓女的广告，不堪入目。去年我去泰国旅游，在风光旖旎的芭堤亚，就曾见到来自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年轻姑娘，导游说，她们成群结队的到泰国来谋生，大多从事着卖笑卖淫的屈辱职业。近些年，在我国一些城市也能见到她们的凄楚的身影。
在我国，重新出现卖淫嫖娼现象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从深圳、珠海、海南等特区开始的，仅十几年的时间，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从沿海蔓延到内地，由城市蔓延到乡村，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妓女现象”、“二奶现象”已经遍地开花了。与此同时，早已根绝了的性病又在中华大地上流行起来。与性病吸毒血液传播相联系的艾滋病也以几何级数增长着，去年是100万人，专家预计2010年将达1000万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现在，不仅经济上、法律上，而且黄、赌、毒也已与世界接轨了。
这些年，从表面上看，不能说没有做工作，“扫黄”、“打非”不是也整天在喊吗？但是为什么见不到效果，甚至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毛主席时代几天、几十天就能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却十几年都解决不了呢？
应当看到，卖淫者多为生活贫苦所迫，这正是上边讲到的，与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基础不无关系。在我国，公有制事实上已经不占主体了。据媒体介绍，私人资本已占到57%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嘛，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怎么可能不变呢？即使牌子不变，实质早已变了。经济上，在“实行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公有制企业产权”、“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国退民进”、“欢迎外国资本收购国企参与改造国企”等等迷惑人的口号和主张下，私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不是破产就是改公为私（股份制也是私有制）。于是，在所谓“人口过剩”、“企业冗员过多”、“企业不能养懒汉”、“打破铁饭碗”、“竞争上岗”、“减人增效”等等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中，新中国的主人们被纷纷赶出工厂，流落街头，造成所谓“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严重局面。在城镇，已有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而官方公布的数字，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不可信的，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城市失业人口不少于3000万，失业率大大超过官方公布的3%，已高达7%以上。在农村，“三农”的情况更是糟糕。据估计，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1.5亿到2亿。由于人民公社被解散，集体经济已名存实亡，没有了当年毛主席所号召的组织起来，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再加上医疗、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三提留”、“五统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实在喘不过气来，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一股宏大的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民工潮，他们流入特区，流入沿海，流入城市，成为“新时代”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亦即打工崽、打工妹。据中国青年报今年1月25日报道，仅广东一省就有2129万进城务工人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流动人口时写道：“我们现在要说到人民的这样一个阶层，他们起源于农村，但大部分要在工业上就业。他们是资本的轻骑步兵，资本按照它的需要，时而把他们调到这里，时而把他们调到那里。”（《资本论》第一卷第733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些“轻骑兵”的悲惨生活作了极为详细的叙述。马克思把流浪的人，犯罪的人，卖淫为业的人统统列为“相对过剩人口中陷溺得最深的一层，是处于赤贫，需要救济的范围”的“流氓无产者”。马克思认为，“他们大批转化为乞丐，盗匪，浪人，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而大多数是由于环境的逼迫。”（《资本论》第一卷第708、810页）。在前面提到的中国青年报那篇报道，也反映了被马克思称为“资本轻骑兵”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凄苦状况：“广东2629万打工者中85%是青年；85.5%的人每天工作10-14小时，47%的人没有休息日，少数人领到不足三元的低微的加班费，大部分人没有加班费；过半数的务工青年每月只有400——800元的微薄收入，而且很不稳定；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中64.4%存在拖欠工资、克扣或拒发工资的现象，有的务工青年辛苦一年，血汗钱却被无限期拖欠；有35.5%的企业（工厂）老板对员工有打骂现象，严重违背务工青年人身权利；工伤事故大量发生……”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这些现象与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资本论》中所描写的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现象是何等的相似乃尔！这些材料读来，不能不令人发指。现在，当局对城镇贫困阶层的所谓“下岗保证线”、“失业保证线”、“最低生活线保证线”三道“保证线”云云，那都是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则是另一番情景：一是在多数人中落实不了，二是少数人即使落实了，也是杯水车薪。《报刊文摘》2002年1月7日透露，“目前，我国有超过1500万的城市贫困人口，截止8月（2001年）各级政府实际保障的人数仅为604万，中央提出的‘应保尽保’而造成‘应保未保’的主要原因是资金困难。如吉林省应享受‘最低生活保证线’（简称低保）的人数约为74万，而目前能享受到的只有7万。”对此，该文不无感慨的指出：“在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栋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低保问题就能解决。”我举这些数字和素材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妓女现象”是私有化的产物，是病态的社会逼良为娼。这是主要原因。
其次，再看看我们的宣传、教育、文化等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情况吧。现在，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如此的败坏，是与我们的宣传、教育、文化，以及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分不开的。
在文化方面。就说电影、电视剧吧，过去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看看现在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点也不冤枉他们。现在占领我们文化舞台的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工农兵的大众文化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文化不见了，所歌颂的也不仅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了，封、资、修的文化一齐上了。文化走向市场，其中的色情文化自然是不可少的。你看，皇帝戏是一个接一个的演，还不断地花样翻新、“戏说”，皇帝们不仅都被打扮成了德高望重、救民与水火之中的大好人、救世主，而且，把皇帝们的三宫六院嫔妃成群，当成是一种荣耀来渲染，甚至连皇帝在民间的寻花问柳的丑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当局的政策也不断地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倾斜，当权者嫌贫爱富了，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必然跟着嫌贫爱富了。某些文学家的笔、某些导演指挥的摄像机，不是对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就是对着“腰缠万贯”的资本家，更是对着全心全意为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断呼风唤雨的大官们。皇帝、资本家、贪官污吏们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荧屏上银幕上的主角。
于是，“性文化”也粉墨登场了。在许多地方被堂而皇之地抬了出来。时下，一个色情，一个暴力，一个骂社会主义，一个歌颂资本主义，已成为某些写匠们追蝇逐臭的赚钱题材。某些小说，充斥着肮脏的色情描写与渲染，甚至连被人们称为“淫书”的明代小说《***》的作者如在天有灵，也会自叹弗如。《***》虽然含有一定的色情毒素，但它毕竟真实地揭露了明代社会的黑暗面貌和官商恶霸的残暴荒淫，而时下某些把色情写作作为赚钱手段的作家，其灰暗心灵还不如那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兰陵笑笑生先生呢！可他们中的“佼佼者”还不断受到当局奖励呢！这些年怪事实在多，几年前跑到国外大写色情作品、大骂社会主义的那位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动作家高行键，竟然被西方某机构评为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可见时下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接轨”程度了。更可笑的是教育界正在大张旗鼓进行的“性教育”，本来让青少年懂得一些性知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有些地方却走了样，某些大学竟给学生发避孕套，某市还在郊区建立起“性教育基地”，把人们所忌讳的、隐秘的那个“宝贝”雕塑成像，矗立于大庭广众面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和不满。
当然，在文化、艺术和影视领域不是说没有好人、好作品，好的也有，例如《长征》、《***燃烧的岁月》等，就是久演不衰深受群众喜欢的好作品，但是，他们没有成为主流，几次评奖都没有他们的份。谢天谢地，前几天在一次颁奖晚会上，终于看到《***燃烧的岁月》中的两位主要演员得了最佳演员奖。
不知从何时起，各地还兴起一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风。“性文化”因有发展经济这个中心撑腰，更是理直气壮了。有些丧尽天良的“改革家”竟然提出，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来发展经济。说什么为创造招商引资“宽松环境”，各大城市可以建红灯区！事实上全国各地不叫“红灯区”的红灯区，早已存在了。
第三，再从法律和道德层面上看，虽然卖淫嫖娼、三陪、养二奶，都是目前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所不允许的，然而，为什么社会主义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都难以到位、难以奏效呢？这里也自有原因。民谣云：“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大沿帽中间洼，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这些民谣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反映了部门利益和经济因素。抓赌抓嫖，已成为某些地方、某些司法机关重要财源，赌徒和妓女成了他们的摇钱树。您在信中所写的那位警察的话就很生动的揭开了这个谜底。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大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应当说，妓女也好，“二奶”也好，卖淫也好，这些人多为普通老百姓，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子女。《词海》上说，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女子。试问，当今中国，有哪家大官大款的子女当妓女？可以断定，一个也没有！凡是妓女，多为生活所迫，贫困所至。这些年，旧社会流传的“笑贫不笑娼”的道德经又冒出来毒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群众。2002年9月22日。《北京青年报》有一篇题为《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的报道，把卖淫场所，称为“娱乐场所”，把卖淫者叫做“性工作者”，承认存在着“商业‘性’交易”。这样一改，一承认，实际上使卖淫嫖娼合法化了。卖淫者，成为“性工作者”，嫖娼者是“商业‘性’交易”，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可它竟然刊登在我们的党报上。
可以预见，这种“商业‘性’交易”会更加泛滥成灾。
总而言之，妓女现象，决不是的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只是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变化和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要铲除“妓女现象”，首先得从消灭私有制作起。
好了，就先谈到这吧。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并祝节日好！
武兵
2003.1.21